抗戰時期的農工民主黨(重慶篇)之一
2007-09-28
一、反對投降分裂 堅持民主團結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當時外界也稱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彭澤湘和一批干部先后到達重慶,中央機關由武漢遷重慶,在重慶李子壩半山新村3號設聯絡點,中央機關設組織部、宣傳部、聯絡部。半山新村3號(現為重慶市渝中區嘉陵新路54號)位于今重慶市渝中區李子壩盤山公路旁,當時為抗戰時期新建的四棟小樓,1號樓由莊明遠居住,2號樓由鄧初民居住,3號樓先后由章伯鈞、郭則沉居住,王善繼曾短暫居住;4號樓由翦伯贊居住。解放行動委員會負責人章伯鈞、莊明遠、連瑞琦、王一帆、王深林、方榮欣等先后在半山新村居住和工作。黃琪翔在重慶期間住嘉陵新村,常到半山新村與章伯鈞等商談黨務。抗戰時期在重慶佛圖關下牛角沱、李子壩一帶修建了許多醫院、出版印刷、慈善機構等及一批中外名人公館寓所,如史迪威將軍官邸、美國特使赫爾利、孫科住嘉陵新村、何應欽、白崇禧住團結村、于右任、劉湘住李子壩、宋子文住牛角沱等。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史迪威將軍博物館。
當時為解決活動經費問題,解放行動委員會提出“發展生產,自給自足”的口號。1939年,從賑濟委員會請得一筆資金創辦北碚民利制革廠,并附設農場,由章伯鈞任經理,后由方榮欣、羅任一擔任廠長、經理。1939年,解放行動委員會連瑞琦擔任重慶陸軍衛生用具制造廠廠長,郭則沉、王人璇分任總務、工務處長。連瑞琦不顧蔣介石的指令,于6月秘密將醫療器械送交八路軍辦事處王若飛和徐冰。周恩來、章伯鈞等在該廠王人璇家里開會,決定由任謙策動甘肅農民暴動,并由連瑞琦陪同任謙到各處秘密接洽。王若飛、徐冰、王炳南常到該廠開會,周恩來曾到該廠指出要為勝利后人民接收工礦企業培訓技術人才。連瑞琦開辦工礦人員訓練班,舉行每月一次的高級技術人員座談會。后來,有人向國民黨密報該廠是第三黨經費來源,是共產黨開會地點,當局以擾亂抗戰后方的罪名,將連瑞琦“軍法”拘審。
解放行動委員會一些成員還先后進入其它一些工廠,如由莊明遠任董事長的江津中華紡織廠,由袁吉安任廠長的江津陸軍敷料廠。這些工廠不僅是解放行動委員會借以取得財源的金庫,也是進行秘密活動的聯絡點。
1938年10月,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武漢、廣州后,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鋪的方針。此時,國民黨蔣介石的抗戰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雖然仍打著抗日的旗幟,但逐漸把相當大的精力和力量對付共產黨。“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系也比較好,對于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失守以后,由于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
10月29日,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開幕前夕,《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謁見各黨派參政員的談話記錄:“第三黨參政員章伯鈞說,我這次由香港來渝,適當廣州失守之日,華南民眾在極端悲憤中,切盼中央對收復失地及抵抗暴日有嶄新的戰略與政略之確定,如西南戰區之統帥人選、徹底發動民眾武裝,及對英法外交等問題,必須及早給以充分的注意。現各方意見,多注意實際做法問題,把已經公認的抗戰建國原則及上屆大會通過的議案,以能一一見諸實行,即可產生新政治力量。中國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是傳統的東方式官僚主義:法治精神本敵不過人事的壓迫。所謂樹立戰時民主政治機構與實行戰時政治綱領,必須全國上下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徹底的反省及自我的犧牲。中華民族雖然到了最危難的關頭,但抗敵圖存的力量和條件,依然具備。惟問題的關鍵,在如何開發這一偉大的潛伏的民族力量而已。”
1938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親日派首領汪精衛,終于經不住日本侵略者的拉攏利誘,由重慶轉赴昆明,并于20日潛逃河內,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公開投敵,成為可恥的漢奸。與汪精衛一同投敵的國民黨軍政要員還有陳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鳴、高崇武、林柏生、陳璧君等。對此,解放行動委員會立即發表了《聲討汪兆銘通敵賣國》的通電指出:“汪精衛之公開叛國,實為其過去行為之必然結果。”并強調“汪精衛的黨羽,潛伏各處尚不在少數,后患堪虞,不容姑息,應撤查緝辦,以期除惡務盡。還有那些動搖妥協,投機取巧的分子,也必須徹底肅清,才能保證抗戰革命政策之實現,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
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雖然還是以聯共抗日為主要方向,但同時也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會上雖重申要“堅持抗戰到底”,而這個“底”只不過是“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實際上是想犧牲東北和華北作為對日妥協的代價。五中全會的主題是“整頓黨務”和研究“如何與共產黨做積極之斗爭”,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根據蔣介石的報告,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針,設置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
五中全會后,國民黨蔣介石加緊了反共步伐,根據此次全會確定的方針,制訂和發布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等,從各個方面規定了各種反共的具體措施。緊接著,將反共的方針政策付諸行動,頻繁地向共產黨制造政治摩擦和軍事摩擦,并于1939年底至1940年初,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國民黨蔣介石反共防共方針在國統區推行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打擊進步團體、進步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摧殘進步文化事業,實業新聞檢查,封閉進步書店等。對堅持民主、團結、抗戰的解放行動委員會,也進一步施展其消除異已的辦法。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遷至重慶后,1939年夏,丘哲到重慶后,陳誠設家宴招待,勸丘哲以“識時務為俊杰”,脫離第三黨,被丘哲拒絕。陳誠還請丘哲擔任某青年部主任,并傳蔣介石的話,要丘哲寫一部如何訓練青年的書。書寫成后,蔣介石的親信看了說:“丘哲是掛羊頭賣狗肉,表面上擁護蔣,骨子里是反蔣的”。蔣介石得知此事后說,此人以后絕不能用。陳立夫曾接連三次到羅家灣拜訪章伯鈞,要他參加政府擔任部長,但要解散第三黨。章伯鈞表示要他單獨參加政府不行,這并沒有解決改組政府的問題,要中共參加政府,才算真正的聯合政府。
中國的政治中心由武漢轉移到重慶之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主張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重視一切積極的力量,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周恩來認為大革命時期對這個問題有所忽視,那時“我黨對各小黨派和地方勢力的完全冷落,造成他們被國民黨嚇住,使國民黨易于操縱,是一個值得記取的歷史教訓。”所以周恩來提倡廣泛地結交朋友,他自己也率先實踐。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同國民黨有矛盾的地方勢力都是中共南方局爭取的對象。周恩來是沈鈞儒、張申府、章伯鈞等家中的常客,周恩來常同他們以及鄒韜奮、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闡述國內外局勢和中共的主張。周恩來同朋友們不僅保持密切的聯系,并能做到以誠相待,思想見面。皖南事變前,對國民黨讓一步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的意見,就是周恩來聽取了各方面意見后向中共中央提出的。皖南事變后,在圍繞出席國民參政會斗爭中雖然沒有完全采納小黨派的意見,但始終同他們共命運。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經常就國內外形勢、抗戰政策、國共關系等重大問題同解放行動委員會負責人章伯鈞等交換意見,溝通信息,增進了解和友誼。為解放行動委員會指明了斗爭的方向,鼓舞了斗爭的士氣,增強了斗爭的信心,從中不斷得到幫助和啟迪,從歷來的斗爭經驗中,認定“共產黨是抗戰與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遇事總是站在共產黨一邊,同共產黨密切配合。
1939年3月9日,周恩來、鄧穎超宴請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執委連瑞琦和夫人胡佩芬、中執委唐午園和夫人李冬青,商議對國民黨四川高級軍政人員潘文華進行工作的問題。
抗戰爆發后,早期參與創建國民黨臨時委員會的季方積極參加“華東武裝抗日自衛委員會”的活動。1939年春,季方從江蘇、上海入川抵渝,先后拜訪了陳誠、李濟深、何應欽、張治中等,也看望了解放行動委員會的老朋友章伯鈞、郭冠杰、莊明遠等。經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李濟深的批準,季方獲得戰地黨政委員會少將指導員的頭銜后,等于在國統區有了“通行證”,重返敵后地區合法地開展抗戰工作。
1939年5月,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執委張云川在李濟深主持的戰地黨政委員會擔任視察員,為了解淪陷區的情況,只身赴北方,并與尚在北平的同志取得聯系,指示他們進行抗日宣傳,開展敵后抗日活動,還收集到不少敵偽資料。在返途中,被偽團隊逮捕,受盡酷刑,經千辛萬苦返回重慶,帶回的資料在戰地黨政委員會展出。
在國民黨蔣介石制訂反共反人民政策并付諸行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對其反共陰謀作了充分準備,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方針。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為抗戰兩周年對時局宣言》中,向全國莊嚴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同年9月,毛澤東在接見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時,又提出中國共產黨對反共進攻的態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3月,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中,又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總的策略方針,并提出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中國共產黨這一系列的策略、方針、政策,不僅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進攻奠定了基礎,有效地克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幾次瀕于全面破裂的危險。
1939年9月2日,章伯鈞在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開幕前夕,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這次參政會的主要議題,仍以加強各黨各派團結為首要,應盡力消除黨派間的磨擦。”“希望這次參政會能得到更進步的結果,確定各黨各派的法定地位。”9月12日,針對國民黨的“反共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和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章伯鈞在《新華日報》撰文尖銳地指出:“在當前抗戰戰線上,共產黨是同樣效忠國家,為民族服役,參加抗戰,更無特殊標榜反共的理由。”“在世界民主國家共產黨的組織,都有法理上的地位,中國不容獨異。”
10月29日,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創始人鄧演達逝世10周年之際,章伯鈞委托方榮欣在朝天門味渝飯店籌備紀念活動,由章伯鈞宴請中共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王若飛、王明、徐特立、徐冰;國民黨左派于右任;民主黨派沈鈞儒、曾琦、左舜生、梁漱溟、余心清等。紀念活動的氣氛熱烈、各黨派人士暢所欲言。周恩來即席發言說:“鄧演達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很有才干,但是過于自信。他作過黃埔軍校教育長,有許多學生做官帶兵,比如陳誠等,于是他就認為他出面一說,這些人就可追隨他革命,其實不是那么簡單。正是這一點,導致他放松了警惕,被殺害了。”
1939年到1940年,由于解放行動委員會的許多地方組織已陷于敵占區,加上在國統區的組織受到國民黨的種種壓迫和打擊,組織活動受到限制,有的甚至處于停頓狀態。當時,解放行動委員會只有廣東、江西及浙江、北平等淪陷區的組織尚能堅持活動,而大后方的組織活動,則主要集中在重慶和成都。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大多數負責人和大批干部,也主要集中在重慶。在抗日戰爭進入艱苦階段,國內政治斗爭日漸復雜的情況下,解放行動委員會內有少數人對于革命的前途和黨的前途喪失信心而脫離了黨的隊伍;在中央機關內部,意見分歧也越來越明顯。主要是彭澤湘等在同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立場,彭澤湘等人提出“在國共兩黨之間采取超然的態度,持絕對中立”的主張,幻想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走一條獨樹一幟的中間路線。這是當時的形勢不允許的,國共兩黨的矛盾和斗爭;實際上就是“團結、抗戰、進步”還是“分裂、妥協、退步”的選擇,“超然的中立”是難以存在的。而且,這種主張與解放行動委員會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和成員的倒向共產黨一邊的主張相矛盾,遭到章伯鈞等絕大多數負責人和廣大干部的堅決反對,認為政治上是沒有什么絕對的中立,總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們是代表農工平民的政黨,應當偏向共產黨。”
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為了整頓隊伍,純潔組織,提高黨的戰斗力,爭取實現民主抗戰的主張,于1940年10月10日向全黨發出整黨通知,并決定派出中央工作團到各地負責貫徹檢查整黨情況。在《整黨通知》中,強調了開展這次整黨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指出:“本黨為代表工農平民謀解放之革命政黨,當前任務在求民主政治之實現,民族獨立、自由和強盛,而最終目的則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故關于組織工作之改進,必一掃過去萎靡散漫之積習,力求陣容之嚴整,紀律之奉守及一般黨員生活之規律化。”并具體規定了根據“重質不重量之原則”,要求全體黨員須重新登記和宣誓。提出黨員工作標準和《八條戒律》,作為全黨同志新的行動準則,提出有關吸收新黨員的要求。為配合這次整黨,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還發表了《怎樣做一個第三黨黨員??告全黨同志書》,對黨的性質、任務、經驗教訓以及革命理想等各方面,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再次強調加強組織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第三黨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黨,需要有堅強嚴密的組織《告全黨同志書》還提醒自己的黨員:過去的革命實踐表明,第三黨過去斗爭成效甚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組織的松懈,分子之不夠健全”。因此,要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就必須勇于面對現實,檢討過去,以迎接新的未來。新的入黨誓詞是:“本人茲以最大之決心,自愿加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為完成民族解放;實現民主政治;爭取社會主義前途三大目標,奮斗到底。服從紀律,遵守決議,如有違反事情,愿受嚴厲之處分,謹誓。”彭澤湘等不同意這個誓詞,終于脫離組織,隨他而去的走了一批。經過這次整黨,清除了黨內的一部分意志消沉分子,先后吸收了王深林、郭則沉、嚴信民、韓卓儒、楊子恒等一批骨干參加了組織。
1941年1月,在抗日戰爭最艱巨的時候,國民黨頑固派竟置民族大義于不顧,悍然在安徽涇縣地區對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發動突然襲擊,致使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等犧牲,北移部隊9000余人除少部突圍外,大部分犧牲,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是抗戰以來最嚴重的破壞團結抗戰事件,是頑固派反共陰謀的大暴露。頑固派在發動以皖南事變為核心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同時,也把另一只手伸向堅持正義、堅持團結抗戰立場的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加緊了對他們的迫害,肆意摧殘民主力量。針對頑固派的進攻,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政治上,揭露蔣介石的陰謀,發動全國抗議運動,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軍事上,重建新四軍軍部,并嚴陣以待,打退頑固派的進攻,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
在大是大非面前,解放行動委員會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確立場。為揭露蔣介石破壞抗戰,在國內外公正輿論受到嚴重壓制的情況下,彭澤民和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于1941年1月12日在香港聯合發出《為皖南事變致蔣介石書》,責問蔣介石:“抗戰進入第五年度,敵人失敗之局已定,國際于我有利之勢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勝利年,我國人自當堅信而作決心以赴之”。“然而最近則有討伐共軍之聞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鬩墻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剿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歷慘重又將重演,實足使抗戰已成之基礎墮于一旦,而時勢所趨又非昔比,則我國家民族以及我黨之前途,將更有不堪設想者。”告誡蔣介石:“今自日寇欲淪亡我國于殖民地,日寇為我黨之敵人,也正為共產黨之敵人,敵人之死敵亦即我之良友,則我黨不宜以如何消滅共產黨為決定政策之出發點,實亦毫無疑義此又一義也。”強烈要求蔣介石:“慎守總理遺訓,力行我黨國策,撤消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勢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同時,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香港的黨員,聯合其他愛國人士400余人,聯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發出通電,要求制止內戰。
1941年3月,蔣介石為了某種意圖,托黃琪翔向解放行動委員會傳達他的意見,說第三黨是繼承鄧演達遺志,現在全國抗戰是進行民族革命,也是鄧演達主張的一部分。“第三黨的朋友應列入全國一致的抗戰行列,在艱苦抗戰中,也應該由政府可分配一些實際工作,擬由政府撥款劃地,由第三黨主持進行實驗工作,安定秩序,組織生產,以厚國力,繼續抗戰等。”黃琪翔將此事同章伯鈞及鄧演達的舊友莊明遠、黎季純、楊逸棠、丘學訓等作了商談,大家一致認為,當前抗戰,我們實際上參加了,各人有各自的工作崗位和應盡的職責。民族革命為鄧演達的基本主張之一,解放行動委員在顛沛流離中,始終不渝地進行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有具體主張,一致行動,只求政府有開明的政治表現,在團結抗戰的大前提下,和全國人民共同奮斗,以達到抗戰的目的。至于由政府分配實際工作和撥款資助及規定地區進行實非必要。黃琪翔見大家意志堅決,婉拒了蔣介石。蔣介石對解放行動委員會又逼又壓,又打又拉的兩面花招,并沒有使解放行動委員會屈服。
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堅持團結抗戰的立場,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于1941年9月18日發表《對時局宣言》指出:“如果我們敢于正視現實,我們應當承認,由于國內外各種形勢的演變,中華民族,正遭受到一種新的危機,和踏上一種極端嚴重的階段。”《宣言》在對國內外形勢作出分析和對《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作了回顧后指出,自武漢淪陷前3年多以來“中國政治上的表現,則不特毫無進步,而且每況愈下,造成了政治上的倒轉逆流,遂使抗戰大業,再遭逢到更嚴重的危機!”這嚴重的危機除國際上的所謂綏靖政策和日寇的進攻外,還在于“抗戰已經四年,民眾尚未真正動員物力人力,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各黨派社團,未能精誠團結”,“人造的糧食問題,日趨嚴重”,“特務遍地,人民動遭捕殺”。
為制止時局逆轉,爭取抗戰勝利,《宣言》特提出十四項主張:“(一)立刻召集各黨派、各人民職業團體、國內外地方代表,舉行緊急會議,集中全國意見,共商國是。(二)徹底改革并充實各級政治機關,造成舉國一致的強力人民抗戰政府。(三)確立民主的領導抗戰方針。在不違反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的原則下,應切實保障抗戰人民一切應得的合法的自由。(四)除防止敵人漢奸外,應終止妨礙團結抗戰的特務工作,并釋放一切所謂政治犯思想犯(漢奸除外)。(五)正式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黨派間平等合作的正常關系,并具體的解決黨派間的糾紛摩擦,以避免奸人之挑撥離間妨害團結。(六)徹底掃除一切陰謀妥協分子,及和平動搖分子。(七)徹底動員民眾,配合抗戰需要,使人民有為國效忠的機會。(八)實施全國皆兵的義務兵役制,并強化國防軍的組訓。(九)積極改善前方戰士生活,并切實優待后方抗屬。(十)對于全國抗戰部隊,應一律平等待遇及愛惜,以免引起內部紛爭。(十一)實行高度的戰時組織經濟,以有效的辦法,解決當前嚴重的糧食問題,物價問題,以改善大眾生活。(十二)實行財政公開,徹底肅清貪污。(十三)號召僑胞,積極參加祖國抗戰。(十四)加強中蘇、中美、中英關系,及建立被壓迫民族同盟,共同奮斗。”由此表明,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方面,解放行動委員會堅定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表現出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倒退的積極態度。
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團結、爭取抗戰勝利的斗爭中,解放行動委員會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也進一步向共產黨靠攏。
1942年,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不堪忍受國民黨當局的政治壓迫,想去蘇北游擊區,希望劃二、三縣作落腳地。同時,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欣欣向榮,與國統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解放區的抗日民主政權。在周恩來和董必武的同意和支持下,張云川代表民盟和解放行動委員會,1942年5月從重慶出發,前往蘇北解放區考察訪問。張云川訪問了新四軍軍部和第2師、第4師所在地,受到陳毅、羅炳輝、譚震林等新四軍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并進行了多次交談。張云川還深入到地方政府、連隊、人民群眾中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張云川經過了國民黨統治區,視察了國民黨軍隊的前線陣地,又經過了淪陷區,了解了那里的情況,在解放區經過幾個月的考察和了解后,“他進一步清晰地認識到人民是抗日戰爭力量的源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希望,解放區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榜樣。”張云川也被陳毅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諍友”。
1942年7月中旬,周恩來向章伯鈞表示,歡迎民主黨派人士到蘇北解放區參加政權,但向章伯鈞解釋游擊區經常受敵人襲擊,流動性很大;不同黨派之間的合作形式如何妥當,還需要考慮。同時致電毛澤東說,在這種情況下,應當表示歡迎,否則有些人可能因感到無出路而消極,會影響民主運動的開展。雖則他們去后可能為遇到困難而不滿,但“爭取中間分子要靠我黨路線的正確,與執行的得法,同時還要靠他們自己的經驗”,“只要我們耐煩地和他們接近,對待他們誠懇而有禮貌,他們的不滿是會減少的”。周恩來還提到了戰后的政權建設:“蘇北我黨在三三制原則下應準備和其他黨派合作,敵后小游擊區的統戰工作必須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因此,現在就要養成我們在民主制度下和其他黨派合作的作風”。“我黨還必須進一步地研究同許多友黨合作的某些具體問題,如步驟、范圍、方式、方法等”。因此,周恩來考慮到團結中間力量,不僅是出于抗日的需要,在將來的政權機構中,更需要同這部分力量很好地合作,并且有必要提前籌劃作好準備。
1943年6月,張云川返回重慶后,向董必武談解放區之行的情況。為了使大后方人民及國際?論界了解解放區的真實情況,經陳家康、王炳南的介紹,張云川接受塔斯社和路透社記者的采訪。同時以“剛文”的筆名,在新華社的《群眾》雙周刊上發表《蘇北見聞》。后又赴昆明、桂林向當地知識界廣為宣傳,歷時兩月余返重慶。
1942年2月16-23日,《新華日報》發起慰問戰斗在反法西斯前線的蘇聯紅軍的簽名活動,每天簽名的各界同胞約3000人。章伯鈞、彭澤民、王一帆、季方等參加簽名慰問活動。
1942年2月,周恩來、章伯鈞、羅隆基與劉文輝進行秘密會商,討論團結西南實力派,聯合抗日的問題,5月6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報告他曾通過楊杰和章伯鈞的介紹,與左舜生、羅隆基同西南地方勢力劉文輝、潘文華面談兩次。1943年9月17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提議通過章伯鈞聯絡龍云,在龍云的行營中建立電臺。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后,解放行動委員會是參加民主政團同盟的一個組織。章伯鈞作為這個組織的負責人,經常同周恩來接觸。1943年6月,解放行動委員會在半山新村約請周恩來與在渝同志會晤,參加晤談的有章伯鈞、丘哲、張云川、王一帆、莊明遠、楊逸棠等。周恩來指出:“目前在中國兩大矛盾中,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仍處在從屬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是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的。堅持抗戰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主要任務,為著抗戰取得最后勝利,必須有廣泛的團結,對國內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那一階級都要采取聯合和協商教育的方針,構成民族統一戰線。當前國民黨內親日派進行反共,甚至造成皖南事變。共產黨經過有理有節的斗爭,擊退了狂妄的反共高潮,并由此暴露出國民黨真實面目,降低了他們的政治影響。相反共產黨為民族生存,團結抗戰,深入人心。目前抗戰危機仍然潛伏,日本對華準備大舉進攻,國民黨反共仍未休止。爭取民主,團結抗戰,是當前主要工作,要從各方面進行,廣泛地爭取大量人民參加,大張旗鼓地宣傳民主、憲政。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政權維持不了當前危局。民主政團同盟在當前可對抗日民主運動起到推動作用,而且要在全國展開,在各省區組織起來。這樣做不單是當前抗戰的需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也可起醒覺和變革作用。民主運動當然需要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要有共同的目標,這就是團結抗戰。在民族危難關頭,非抗戰不能保民族生存,非團結不能抗戰,非民主不能團結。爭取民主,團結抗戰是大家的共同事業”。
周恩來又簡要地把各方面情況作了介紹。張云川剛從華北、蘇北回來,對于當地的情況作了簡單的介紹,提到蘇北新四軍和當地豪紳、地主矛盾情況,在蘇北一些豪紳、地主與新四軍對立,暗地與偽軍勾結,據聞執行政策有偏差。在蘇北已將情形面告陳毅軍長。陳軍長表示有偏差必糾正,對于豪紳、地主,中共的政策以不做漢奸,安分守已則一視同仁,一切待遇有政策可據,盡量使他們站過來。周恩來聽說后指出:“我們黨對于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一般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區別的,對于豪紳、地主和一般的開明紳士、地主也是有區別的,為了進行抗戰,是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以斗爭求團結,團結比較可靠。這里有條界線,死心塌地的漢奸,制造摩擦和反共的頑固派,絕不是團結的對象,其他中間派還是爭取的對象。”
章伯鈞代表解放行動委員會感謝周恩來并表示:“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難免會有錯誤、缺點,希望隨時指正。當前民族危機日深,我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團結抗戰。”周恩來的指示是對解放行動委員會在政治方向上的啟示,使其“從崎嶇小路走上康莊大道”,更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后來解放行動委員會決定增派成員到廣東、江西、香港等地工作,擴大抗日民主運動。7月,李伯球應邀到重慶時,周恩來、葉劍英面示李伯球返兩廣建立民盟組織,開展民主運動。
周恩來同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干部這樣的會晤當然不止一次,這對解放行動委員會堅定爭取民主、團結抗戰信心,無疑是重大的鼓舞。
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以來,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解放行動委員會總的說來是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不斷同頑固派的分裂妥協作堅決的斗爭,對大是大非的基本立場是:(一)對于抗戰問題。認為抗日戰爭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中國必須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呼吁全國人民擁護抗戰到底,雖然至一兵一卒,剩最后一寸土地,還是要抗戰而至爭得最后勝利為止;要反對動搖猶豫分子妨礙抗戰的一切企圖。(二)對于民主問題。指出抗戰與民主政治有不可分離的關系;要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整個掃除官僚主義的毒害。認為民主政治的標志,是政治機構徹底改革到最下層去,民主精神在全國各地普遍樹立起來,民眾組織與言論自由達到應有的程度,民眾自衛的戰斗力量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起來。(三)對于團結問題。強調抗戰是各黨派一個聯合的抗戰,斷不是一黨所能包辦的;指出統一聯合戰線的形成,并不是黨派的消滅或解體,各黨派組織力量的增強增大,不是政府統一領導的力量的分散或削弱;一切黨派在平等的地位上與當權的政黨取得政治上的聯盟,才算完整的聯合戰線。(四)對于中共問題。認定共產黨是抗戰與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在世界民主國家共產黨的組織都有法理上的地位,中國不容獨異。在當前抗戰陣線中,共產黨是同樣效忠國家,為民服務,參加抗戰,沒有特殊標榜反共的理由。(五)對于外交問題。堅決主張聯蘇,指出英美的援助與蘇聯的援助,決不能等量齊觀。英美的援助不是站在中華民族利益前提下的舉動,只有蘇聯的援助,才有革命的意義。

二、參加民主憲政運動 參與組建中國民主同盟

(一)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與統一建國同志會
抗日戰爭中后期,國統區先后爆發了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民主憲政運動,就是以反對專制政治、實行民主政治為終極目標的政治運動。這兩次運動均以各民主黨派為主要發起者和活動主體,在中共積極參與和推動下,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蔣介石個人獨裁,爭取實行民主政治,早日實現孫中山倡導的憲政為目標。它既促進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展,又以抗日戰爭興起、發展為大背景。兩次民主憲政運動都是抗日戰爭時期,面對可能的亡國滅種的空前民族危機,全民族奮起救亡圖存的必然產物。
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是由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的召開拉開序幕的。究其原因,長期以來各民主黨派實行民主政治的宿愿無法得以實現是最基本的方面。孫中山在其《建國大綱》中明確提出國民黨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來完成建國大業。各民主黨派就依據這一理論,自1927年南京國民黨政權建立后,就期盼蔣介石盡快實行憲政。但從1928年打敗奉系軍閥進入訓政時期后,直到全面抗戰爆發的10余年間,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非但沒有結束訓政,反而越發強化其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這種狀況很讓宿以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為最高理想和奮斗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失望和不滿。正是在這種情緒的基礎上,抗日戰爭的爆發就成為首次民主憲政運動興起的直接誘因。
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的政策指導下,不到3個月東北淪陷。緊接著,日本入侵華北,其吞并全中國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這種民族危亡的時刻,“救亡圖存”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心聲。人民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樸素愛國情懷,紛紛要求“抗日守土”,拯救國家、民族于水火。可是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頑固堅持片面抗戰路線,只許政府和軍隊抗戰,而不許民眾參加抗戰,并借口國家處于戰爭狀態,拒絕進行民主改革。然而,抗日戰爭的特點和當時抗戰的局勢已明顯昭示,貧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要想戰勝勢力強大的帝國主義小國日本,就必須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全民抗戰。因此,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時刻,能否實行民主,給予人民抗戰的權利和自由就成為抗戰勝利的關鍵,具有關系國家和民族存亡的重大意義。
抗戰伊始,面對全國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共同呼聲,蔣介石政府確有開放政權的表示,如1937年8月成立國防參議會,1938年7月籌建國民參政會,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默認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法地位等。但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在軍事失敗和日本政治誘降的雙重作用下,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出現明顯倒退。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標志著其政策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成為其主導政策。會議制定了《共黨問題處理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一批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文件,設置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蔣介石還在接下來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明確表示:“抗戰未結束前,不僅不能實行憲政,還要從頭實行軍政”,“要以軍政時期的工作為主。”隨著這一系列反動方針的出臺,國民黨方面不斷挑起和制造國共政治、軍事摩擦,掀起反共高潮。同時,在國統區加強保甲制度和特務統治,打擊國統區抗日團體、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青年。
正是日本入侵造成的“非全民族抗戰不能救亡圖存”的態勢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反動行徑,促成了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的興起和發展。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在重慶召開。中共參政員陳紹禹、董必武等聯絡其他黨派參政員提出了《請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地位案》,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的參政員,也聯絡其他參政員同時提出了《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案》、《改革政治以應付非常局面案》,章伯鈞作為第三黨參政員參與了這些提案的連署。各黨派參政員共提出3類7個有關憲政的提案,這些提案提出二個具體主張:一、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以求全國政治上之徹底開放;二、立即成立舉國一致之戰時行政院,以求全國行政上之全盤改革。此外,章伯鈞還與中間黨派參政員提出了《請政府重申前令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擁護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聲討汪逆肅清汪派活動以鞏固團結爭取勝利案》,與憲政提案相呼應。
在憲政問題上,中國的三種政治勢力在參政會第一次公開交鋒,爭論的焦點是保障抗日黨派合法地位和結束黨治的問題。這場“舌戰”以共產黨和中間黨派為一方,以國民黨為另一方。在唇槍舌劍的較量中,第三黨參政員章伯鈞臨陣“匹馬當先”。在共產黨和中間黨派的努力下,還有全國人民要求政治民主的呼聲,經過會議激烈辯論,最終形成《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形成如下決議:“(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人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此次運動圍繞著修憲、制憲和行憲問題而展開,核心是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保障抗日各黨派的合法權利,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參加抗戰建國大業。在共產黨和中間黨派的推動下,在大后方和抗日民主根據地掀起第一次全國性憲政運動的高潮,由此拉開了民主憲政運動的序幕。
會后救國會、第三黨、青年黨、國社黨、職教社、國民黨左派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參政員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章伯鈞、左舜生、李璜、張君勱、江問漁、褚輔成、張瀾等,即以憲政期成會的名義,于1939年10月1日,在重慶銀行公會邀請各界知名人士舉行憲政問題座談會,一致議決繼續舉行座談會,并組織一民眾團體,協助憲政的實施,引起社會熱烈反響。11月30日,沈鈞儒、章伯鈞等又籌組憲政促進會,并向全國各地發展。次日,憲政促進會首次常委會決定起草章程、宣言和工作綱領,章伯鈞等負責辦理立案手續。下設秘書處及宣傳、聯絡、研究三個委員會,章伯鈞為聯絡委員會主任。至1940年3月,憲政座談會先后舉行8次,對全國各地憲政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各類憲政促成團體紛紛在重慶、成都、桂林、昆明等地成立并展開積極活動,一時憲政促進會如雨后春筍,紛紛舉辦演講、出版刊物,對推進憲政、憲政與抗戰建國的關系、憲政草案的研究、國民大會的意見等,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使民主憲政的宣傳深入人心。
1939年11月17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通過《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并限期辦竣選舉案》,決定國民政府于1940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這就更加鼓舞了熱切期盼民主的各中間黨派。1940年3月,《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修正草案》,即“期成憲草”的正式出臺。這是民主憲政運動的結晶,雖然最終被束之高閣,但它對中國民主憲政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根本沒有實行憲政的誠意,不久,就出爾反爾,取消憲政承諾,大肆迫害國統區進步力量,查封進步書店,摧殘進步文化事業。致使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到1941年初就逐漸沉寂了。
經過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的斗爭和民主憲政運動的開展,各民主黨派深深體會到:斗爭之所以取得勝利,完全是因為各黨派聯合的結果;如果沒有聯合,要在中國真正進行民主憲政,堅持團結抗戰是不可能的。1939年10月9日、11日、13日,國民參政會的各黨派領導人章伯鈞、黃炎培、梁漱溟、沈鈞儒,還有無黨派人士張瀾等,在重慶連續集會,討論時局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醞釀成立一個國共兩黨以外的聯合政治組織,以形成一股獨立的聯合的政治力量。
11月23日,統一建國同志會在重慶青年會餐廳召開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解放行動委員會的章伯鈞,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職教社的黃炎培、江恒源、冷御秋,鄉村建設派的梁漱溟,青年黨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國社黨的羅隆基、胡石青,以及無黨派的張瀾、光升等19人,會議決定組織名稱為統一建國同志會,以集合各方熱心國事之上層人士,共就國事,探討國事政策,以求意見之統一,促成行動之團結。成立會擬訂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十二條和《簡章》八條。會議選舉黃炎培、張瀾、章伯鈞、左舜生、梁漱溟為常務干事。統一建國同志會雖然組織松散,成立后也無突出建樹,但它的建立,標志著國共兩黨以外的抗戰黨派的初步聯合,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二)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與中國民主同盟
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磨擦,中共與民主黨派人士經常聚會,了解時局變化情況,研究國內團結問題。12月25日,周恩來、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在章伯鈞家會商時局及解決危機的辦法。
1941年1月6日,國民黨頑固派蓄謀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斗爭中,解放行動委員會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對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3月的政治情報中指出:“救國會及第三黨,是與我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們的。”1月中旬,章伯鈞、丘哲代表解放行動委員會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在曾家巖50號周公館舉行正式會談,向中共表示合作誠意,要求中共對第三黨的綱領、組織和宣傳以及經濟給予切實的援助。中共代表表示極端贊同,答應給予種種支援。1月25日,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匯報皖南事變后各民主黨派的動態:“皖南慘案發生后,他們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痛感有加強團結的必要。由章伯鈞、左舜生等擬發起的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國民黨左派,與我黨合作共同進行民主與反內戰運動,他們已與我們交換意見,我等深表贊同。第三黨近因當局壓迫,日漸左傾,現正整頓其組織,提出聯蘇、聯共為中心,主張與我黨更親密合作,還派出章伯鈞、丘哲同我們談判,表示合作誠意,盼我們給予切實援助,我們已表示贊同。”
皖南事變前后,中共南方局在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下,在十分艱險的環境中,一面不屈不撓地與國民黨當局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一面堅持團結和領導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繼續開展抗日民主運動。1941年2月10日,周恩來在重慶玉皇觀同黃炎培、張申府、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左舜生、張君勱商量對國民參政會的態度。事后,周恩來電告毛澤東主張接受章伯鈞等人的建議:以中共七參政員名義將中共提出的十二條善后辦法提到參政會要求討論,以此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成立各黨派委員會,討論國共關系和民主問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鄧穎超在同各黨派的廣泛接觸中,均贊同他們聯合起來的主張。大力加強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聯系,針對皖南事變后民主人士的斡旋活動及蔣介石對他們采取的“禮賢下士”的姿態,1941年3月間,周恩來、董必武等連續在13日、17日、22日、24日、27日,與黃炎培、張君勱、張瀾、李璜、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左舜生、梁漱溟等晤談,說明中共對于國共關系和二屆參政會的立場和態度,討論時局和發展趨勢,使他們了解事情的原委曲直,增進了解和理解。中共為了表示顧全大局、團結抗戰的誠意,進一步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徑,團結教育中間黨派人士,先后提出兩個“十二條”,迫使蔣介石不得不顧慮全國分裂的危險,加上國際國內的各種因素和?論的壓力,蔣介石被迫停止這次反共高潮,緩和國共關系。
第一次憲政運動后,國民黨頑固派在加緊反共的同時,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采取政治高壓的政策,進行打擊和削弱。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鄒韜奮的生活書店被查封,章伯鈞被排斥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之外。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和厲行政治壓迫,使“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對國民黨大為失望。”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各黨派人士認識到,“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惟有形成一個比較強大的第三者政治集團,才能有力調停國共關系,堅持團結抗日。
黃炎培、梁漱溟、張瀾、章伯鈞、羅隆基、左舜生等經過連續協商和籌備,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召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出席會議有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張君勱、梁漱溟、羅隆基、李璜、丘哲、張瀾、林可璣、江問漁、冷御秋、楊庚陶等13人。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政綱》、《敬告政府與國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章》等文件,選舉了同盟領導機構。選舉黃炎培、張瀾、左舜生、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李璜、江問漁、冷御秋、楊庚陶、丘哲、林可璣為中央執行委員。選舉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章伯鈞、梁漱溟為中央常務委員,選舉黃炎培任主席,章伯鈞兼任組織部長。
1942年1月,救國會加入后,除少數無黨派人士外,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由三黨三派組成,即第三黨、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救國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一個比統一建國會更高級的組織形式,初步具有了政黨的性質,從此開始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盡管這三黨三派政治傾向不盡相同,但在團結民主抗日這個共同的旗幟下,他們求同存異走到了一起。周恩來后來在評價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的意義時說:“民盟從產生之日起就是多黨派的”,“容納各黨派進來,包羅各方,取得進步,這正是偉大之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表明中國各抗日民主黨派已經聯合成一種政治勢力,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
在籌備民盟的過程中,基于對周恩來、董必武的信任,民主黨派領導人將成立情況、領導人選等都向中共領導人透露,周恩來、董必武對民盟的成立給予了熱情的贊助,還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組織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抗戰時期的各中間力量與大革命時期迥然不同,由于中共重視團結各種能夠團結的力量,在國內外復雜的斗爭形勢下,中間力量不僅沒有畏縮或背離而去,而是勇敢地組織起來,團結在中共的周圍,使中國統一戰線形成了空前廣闊的規模,為抗戰勝利準備了基本條件。
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后,內部多黨多派,情況比較復雜。青年黨仗著黨員多力量強,由左舜生以總書記的名義把持中央盟務。不同政治派別發生劇烈爭執,這個新生的政治聯合體面臨破裂的命運。章伯鈞天天奔跑于左舜生和周恩來之間,周恩來說:“只要有一點點進展,也應該跟左舜生談,盡量爭取他”。有一次,章伯鈞跑得餓了,隨便在一家小飯店吃了一頓飯,不久得了痢疾,出現便血,發燒很厲害,昏迷不醒,生命處于危險,要用盤尼西林(青霉素)搶救。那時盤尼西林很貴,而且只有從美軍那里才能買到。周恩來及時趕到醫院看望章伯鈞時說:“一定要治好伯鈞,買盤尼西林的錢由我們出,再貴也要買,救人要緊!”章伯鈞在打了幾針之后終于得救,病愈后繼續為民盟的團結而奔波。
解放行動委員會作為一個集體盟員加入同盟,其工作方針是“因時制宜,重點放在同盟”,一直同盟內的進步力量團結在一起,堅持比較正確的立場,在政治上起到了支柱作用,并為民盟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章伯鈞后來在談到為什么要參與籌組“民盟”時說過,其“目的是團結各中間黨派,一則抗拒蔣介石的打擊,一則同共產黨合作。”
在參加民盟的黨派中,解放行動委員會是歷史較長的政黨之一,有一定的社會聯系、組織基礎和干部班底,從民盟成立伊始,章伯鈞即任組織部長,一直主持組織工作。對民盟的組織建設,解放行動委員會發揮了骨干作用。如周新民參加了民盟昆明支部的籌建工作,并擔任組織委員,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后,周繼續任組織委員,他還同中共南方局代表華崗配合,組織了西南文化研究委員會,推進西南民主運動的開展。楊伯愷、馬哲民參與了民盟四川省支部的籌建工作,1944年11月四川省支部成立后,馬哲民任宣傳委員。章伯鈞直接參與了民盟重慶支部的組建工作,他還直接領導民盟上海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并兼任主任委員。郭則沉主持籌建了西北民盟總支部。丘哲、李伯球參加了民盟廣東省支部的籌建工作,后來他們還參與了民盟南方總支部的籌建。張云川參與了民盟華北總支部籌建。由于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成員積極參與民盟地方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使民盟的力量得到了較快的壯大。
國統區第二次抗日民主憲政運動是從1943年9月再度興起的,主要是國內抗戰形勢發展的結果。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關鍵性轉折,勝利大局初定的有利戰局下,作為重要盟國的中國進行的抗日戰爭卻出現了節節敗退的不協調局面。國統區政治、經濟危機亦日甚一日。面對此種危局,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仍不思悔改,變本加厲地強化其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而且更加積極地反共,繼“皖南事變”后,又蓄意制造新的反共高潮。國民黨這種倒行逆施和國統區的嚴重危機,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人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要扭轉軍事敗局,挽救大后方危機,爭取抗戰勝利,就必須立即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獨裁統治,實行抗日的民主憲政。一時間,要求結束黨治,開放民主,實行憲政再次成為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和迫切要求。民盟主席張瀾致信蔣介石。美、蘇等盟國亦非常關注中國戰局和政局的發展。在國內外的重重壓力下,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為蒙蔽國際視聽,緩和國內危機,再次打出“憲政”旗號。1943年9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作出《關于實施憲政總報告之決議案》。同月,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上,蔣介石表示集合朝野人士,合力進行憲政準備。11月,又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介石自任主席,還指定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為委員。
經歷過第一次憲政運動的各民主黨派,已經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假民主、真獨裁的本性有所認識,因此,面對其再次的憲政承諾,他們不再把“制憲、修憲和行憲”作為奮斗目標,而是從一開始就沖破了國民黨規定的憲草討論的范圍,把爭取憲政的先決條件,即爭取人民基本的民主權利和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作為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的奮斗目標。
運動之初,民盟領導人張瀾就撰文《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求憲政之實,不圖其虛名,成為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的最大進步和最大特色。此外,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更為緊密的合作,在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斗爭中互相支持,是這次憲政運動的又一特色。
1944年9月,中共通過參政員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提出“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號召,為憲政運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把第二次憲政運動推向最高潮,發展為爭取聯合政府的運動。地方實力派和社會各界配合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積極參與、支持民主憲政運動,爭民主、反專制已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如火如荼。解放行動委員會章伯鈞等領導人頻繁地參與發起和主持有關憲政運動的活動,與各黨派領導人呼吁言論、思想和學術自由,要求民主改革。
在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中,民主政團同盟領導人紛紛出面主辦刊物,宣傳民主憲政,發起成立各種組織,促進民主憲政的開展。在這個時期先后創刊的有黃炎培創辦、張志讓主編的《憲政》月刊;左舜生主編的《民憲》(1944年11月起,正式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接辦,由張瀾、張君勱、沈鈞儒、李璜、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梁漱溟、左舜生組成編委會);解放行動委員會章伯鈞主編的《中華論壇》;聞一多、李公樸創辦的《自由評論》等,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了聲勢很大的社會輿論,宣傳民主憲政。在此期間,張瀾、李璜于1944年1月在成都發起成立“民主憲政促進會”;沈鈞儒、黃炎培從1月起,接連5個月,在重慶發起每月一次“民主憲政座談會”;周新民也于4月在昆明發起舉行“憲政研究會”。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公開活動后,為了適應日益發展的民主運動的需要,擴大民主政團同盟的力量,同時也為打破青年黨對盟務的操縱,于1944年9月19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取消團體會員制,盟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容許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這就把原來三黨三派的聯盟改為有黨派與無黨派關系的廣大民主人士的聯盟,擴大了民盟的社會基礎,極大地推動了民盟組織的發展與鞏固。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草案》,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張瀾、沈鈞儒等33人為中央委員,推舉張瀾為主席。解放行動委員會的章伯鈞、丘哲、張云川、周新民、韓兆鄂、郭則沉等被選為中央委員,章伯鈞還被選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響應中共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發出了“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材,集中全部力量,將日寇打垮”。10月10日,周恩來發表了《如何解決》的講演,進一步闡明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立即召開國事會議,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具體實施步驟。在講演中,周恩來強調指出:“只有這樣的國事會議和聯合政府,才是全國民主的真正起點”,“以民主為基礎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徹底的統一。”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立即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務階層人士的熱烈響應,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斗爭綱領,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民主運動,一時間在國統區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斗爭的高潮。
解放行動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極大的贊同。1944年9月24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代表,在遷川大廈集會,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制定提早實現民主的具體辦法,一面猛烈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一面擁護中國共產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會上,張瀾、馮玉祥、沈鈞儒、李璜及董必武紛紛發言。章伯鈞在會上慷慨陳詞:“現在要實行民主,只有靠人民自己起來。”“中國共產黨提出舉行國事會議,民主同盟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張召開黨派會議,實行聯合政權這一條路,這是國內的輿論!”“要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斗,就應該主張召開各黨派會議,不要等亡國以后!中國今天有強有力的共產黨,有強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國民會議,實行聯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機!”
1944年5月23日,左舜生、章伯鈞、張君勱、沈鈞儒在章伯鈞家宴請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及翦伯贊,就目前戰局及國共兩黨的談判等問題進行交談。1944年10月,章伯鈞與宋慶齡、于右任、馮玉祥、董必武、張瀾、沈鈞儒等各界知名人士發起重慶各黨派、各階層人士追悼鄒韜奮先生大會。11月29日,章伯鈞在重慶廣東酒家邀集解放行動委員會成員數十人,舉行鄧演達遇難13周年紀念會。
1944年初,解放行動委員會為適應民主運動的需要,為爭取自由民主、堅持團結抗日創建一個輿論陣地,在重慶半山新村成立《中華論壇》社。由于當局阻撓,從申請登記到出版,拖了一年多時間,經過不斷斗爭和各方協助,1945年2月1日《中華論壇》創刊號正式出版。章伯鈞任主編,編輯有王深林、嚴信民等人,刊首“中華論壇”由劉宗寬書寫。該刊以“全國人民的喉舌,民主政治的號角”為宗旨,發刊詞表明“要站在人民的地位,為民族民主革命雙重任務的徹底完成,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前途,努力盡責”。發刊詞還指出,有關抗戰各方面,如軍事、政治、經濟諸端,均有切實改造之必要。全國朝野人士,已一再有所呼吁,主張及時改善現狀。該刊撰稿人有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各界知名人士,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哲學、史學等方面的理論探討以及時事分析、論述和批評。
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以及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諸如郭沫若、鄧初民、許德珩等,在該刊上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該刊異軍突起,成為有影響的?論陣地之一,對宣傳解放行動委員會的民主抗戰主張和追求民主的理論,起了重要作用。該刊印刷和紙張均由《新華日報》社印刷廠協助解決,由三聯書店發行。
1945年4月13日,《中華論壇》章伯鈞與《民憲》左舜生、鄭真文、《民主世界》鐘天心、《國論》周謙沖、《國訊》、《憲政》黃炎培、張志讓、俞頌華、楊衛玉舉行午餐會,議決組織民主期刊協會,聯合發行臨時刊。8月27日,《中華論壇》王深林、《民憲》左舜生、《民主世界》鐘天心、《中山文化》左恭、《文論》孫伏園、陳翰伯、《國訊》、《憲政》黃炎培、張志讓、梁公任、尚丁舉行午餐會,商定發起籌組期刊聯誼會,發行聯合刊,推選召集人等。8月31日,《中華論壇》章伯鈞等重慶八大雜志主辦人舉行會議,一致認為戰爭時期業已過去,審查書籍雜志已無存在的必要。決定除致函國民黨中宣部、參政會、憲政協進會,請明令廢止外,從9月份起不再送審,發行聯合增刊。后又有一批雜志加入,并于9月6日舉行聯誼會,采取一致行動,拒絕送審。9月15日,《中華論壇》等20家雜志通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民參政會,拒絕再將原稿送交國民黨新聞當局審查。新聞、出版、文化界亦紛紛響應,形成一個反對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拒檢運動。12月1日,《中華論壇》發行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文獻專輯,系統介紹第三黨概況、政治主張、行動綱領、時局宣言等。1946年1月10日,《中華論壇》、《民主星期刊》等9家雜志發行《民主聯合日刊》。8月16日,《中華論壇》遷刊上海,在渝共出刊12期。
1945年1月,周恩來自延安赴重慶前發表聲明,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以便正式商討國事會議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及其實現的步驟伺題。”再次提出:“立即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中央政府,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著手進行。”“承認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主張。
解放行動委員會和其他民主黨派又一次對這些主張作了熱烈的響應和擁護。章伯鈞在《新華日報》發表1945年元旦獻詞提出:“為達到結合全國力量,實行民主,以求抗戰勝利之完成與和平建國之統一的共同目標,其主要辦法則為召開緊急時局會議,樹立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最高國策之各黨派的民主統一政府”。
1945年1月,周恩來在曾家巖50號宴請解放行動委員會章伯鈞、郭則沉、韓兆鶚、劉宗寬等。周恩來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闡述又團結又斗爭的統一戰線政策。他坦率地檢討中共過去所犯的關門主義的錯誤:“由于過去認為反對國民黨的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因此拒絕與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第三黨聯合,認為比國民黨還要壞,這就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爭取的朋友,一概拒之門外,孤立了自己,幫助了敵人。在福建事變時,如果我們當時善于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和發展國內日益高漲的抗日民主運動,會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并且可迫使蔣介石首尾不能相顧,趁此機會就可以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可是由于左傾機會主義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竟然坐失良機,使敵人從容調兵東下,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從容掉轉頭來,全力重新對我中央蘇區大舉‘圍剿’,使革命遭到很大損失。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周恩來表示,抗戰已七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取得決定意義的勝利,當前要加強團結,積極開展抗日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工作,配合同盟國,迎接新形勢的到來。周恩來還說:“鄧擇生(演達)先生和我們是老朋友,今后我們愿繼續同第三黨做朋友,加強聯系,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
1945年1月8日和2月6日,中共周恩來、王若飛等與各黨派、各界知名人士楊杰、章伯鈞、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馬寅初、陳銘樞、柳亞子、譚平山、鄧初民等在重慶棉花街61號慶字號李紹涵家討論時局問題。李紹涵是解放行動委員會成員,1943年至1947年,以商人身份掩護中共及各黨派民主人士的活動,各界人士常來往于慶字號,舉行各種會議,進行民主政治活動,李紹涵的商號成為民主活動的重要據點。
1945年2月,章伯鈞又在《中華論壇》創刊號上發表《一九四五年的民主諾言》一文,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針對蔣介石元旦廣播講話關于“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 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于民”的堂皇言辭,明確指出:“當前國內的問題,是民主團結的問題”;而召開國民大會與實行憲政,則必須有利于促進和實現民主團結,假若“離開實際,困守成規,以主觀代替客觀,以感情代替真理,以塞責代替事業,則此等制定之國民大會,或會變成一種政治斗爭的對象”。指出蔣介石為此而提出的“軍事第一與政治服從軍事的原則”是極其危險的;“政治是保證軍事勝利的前提”,要爭取勝利,必須注意“軍事和政治之民主的統一”,“力求民主動員,黨派團結”。因此,在召集國民大會以前,有必要首先邀請各黨派參加共同協商解決各種迫切的政治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扭轉時局的危機,也才可能取得抗戰勝利。
3月12日,章伯鈞發表《紀念國父要有民主統一而又富強的中國》,呼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與不順于人心之政事,皆須及早變革,自動維新,所謂結束黨治,歸政于民,正是振奮人心,刷新黨國之第一要義”。“國共問題是一個重大的事實的關鍵,假如不能取得共產黨的贊成,問題的嚴重性將如何?若不識時務,固執已見,徒以革命的言詞,表現姿態,我們就要請問,今天有革命力量的是在哪一面?”
1945年3月,蔣介石在憲政實施協進會上聲稱:“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不能違反建國大綱,結束訓政,將政治上的責任和最后決定權,移交于各黨各派”。這就明確地表示了國民黨不能結束黨治,不能召集黨派會議,不能同意于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組的聯合政府之主張。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會議斷然拒絕成立聯合政府的建議。1946年又不顧各方反對,悍然召開非法的“國民大會”,最終使國統區第二次轟轟烈烈的民主憲政運動再次失敗。
為協調國共關系,促成黨派會議的召開與聯合政府的成立,部分參政員積極籌劃訪問延安的活動。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7位參政員致電毛澤東、周恩來。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褚輔成、黃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7位參政員:“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于國民黨拒絕黨派會議,堅持召開包辦分裂之國大,已進一步造成內戰危機。諸公的熱心呼吁,倘能使當局覺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并立即實行最迫切之民主改革,我黨無不樂于商談。”并表示熱烈歡迎七參政員赴延。6月26日,褚輔成、黃炎培、冷?、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7位參政員在中央研究院會商,議定三條意見,并決定將其意見致函蔣介石。6月27日,七參政員再聚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邵力子往見七參政員。七參政員在同訪美國大使赫爾利后,與蔣介石見面。蔣介石表示對前兩條無成見,可以商談,七參政員決定立即赴延。
7月1日,褚輔成、黃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6位參政員由王若飛陪同從重慶飛抵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林伯渠、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并在機場合影。7月2日,六參政員到楊家嶺訪問毛澤東,皆暢所欲言。中共中央設宴歡迎六參政員,宴后舉行盛大的歡迎晚會。7月3日,章伯鈞、左舜生由周恩來邀往與毛澤東長談。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與六參政員續談。7月4日,六參政員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第三次正式商談,雙方就國事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共同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為此,在《會談紀要》中提出了“從速召開政治會議,停止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等建議。7月5日,六參政員離延返渝,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到機場歡送。
六參政員利用會談外的時間,閱讀《陜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會見“三三制”政權的李鼎銘副主席等人,分頭參觀延安市容、供銷合作社、供應總店、信用合作社、銀行、延安大學、光華農場、日本工農學校以及寶塔山等名勝古跡。對經濟方面的減租減息、變工隊和扎工隊的互助方式、貨幣流通、商品貿易、機關供給制、工農業生產狀況等,進行詳細考察,還訪問勞動英雄。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風氣,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們逗留延安期間,幾乎每晚都有盛大的宴會、群眾大會、文藝晚會,中共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輪流作陪。
解放行動委員會負責人章伯鈞曾與中共延安交際處的金城相識,在與金城重逢時,章伯鈞著重聲明說:“我過去也參加過共產黨,后來脫離了,但是我沒有忘記同黨的關系,現在我雖然還不準備要求恢復黨組織關系,但我要為黨盡力的心愿從未改變。抗戰開始,我在重慶就向周恩來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貴黨對國事有何主張,需要各黨派表態支持,則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見,盡管將我的名字簽上”。他還說,抗戰開始時他就同周恩來講,要全力地無保留地支持共產黨的主張,現在依然如此。
六參政員返回重慶后,7月6日,在民盟歡迎大會上,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匯報延安之行及中共中央的建議。7月7日,六參政員集體面見蔣介石,陳述他們同中共談判的情況,面交與中共的會談紀要。7月11日,六參政員將訪問延安的情況報告送交參政會主席團。7月中旬,章伯鈞在半山新村3號向解放行動委員會成員暢談延安之行的情況和感想。六參政員訪問延安成為一件影響深遠的事件。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場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斗爭。在抗戰的全過程中,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始終堅持了民主、團結、抗戰、聯共的立場,同獨裁、分裂、妥協作了堅決的斗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堅持民主團結抗戰的過程中,解放行動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也由土地革命時期的排斥,轉變為聯合,進而發展到團結合作,互相支持,這也就為其最終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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