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何須問死生//將身許國倍光榮
2007-07-28
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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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又霖(1895-1949)又名黎萬里,男,貴州省黔西縣人,曾參加國民黨、共產黨、民聯、民盟、民革、農工黨等組織。1915年,入北京大學法政系,曾參加“五四”運動。1919年10月,加入國民黨,參加過北伐戰爭。1933年,赴福建參加反蔣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失敗后輾轉于上海、貴州等。抗戰爆發后,與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取得聯系,成為中共特別黨員。1945年加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任民聯西南執行部執行委員。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重慶支部秘書處主任。1948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1948年任民革西南區秘書長,協助楊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組織,策動武裝起義。1949年8月,在重慶被秘密逮捕,關押于重慶白公館看守所。11月27日,在大屠殺中壯烈犧牲,時年54歲。
黎又霖長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善書畫,文學造詣很深。曾任北京《民聲報》主編、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新中國學院總務長、黔軍總司令部漢口辦事處處長和柏文蔚、胡漢民、楊杰等人的秘書、江西戰干團教官、江西省政府駐京辦事處處長、華僑工商學院渝校(重華學院)總務長等職。

尋求新知識投身“五四”運動


1895年7月7日,黎又霖出生于貴州省黔西縣城關鎮的一個書香人家。年幼時聰穎好學,記憶力特強,頗得墊師贊許。至十余歲學業倍增,嫻文學好吟詩。黎又霖14歲毅然拋棄舊學,帶著尋求新知識的渴望,赴四川省會成都上中學。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時,黎又霖年滿16歲,他非常崇敬孫中山先生,仰慕民主思想和新文化。1915年中學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法政系。1919年,在大學畢業前夕,黎又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接觸到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思潮,他渾身充滿著愛國激情,參加了天安門前舉行的集會和示威游行,參加了燒毀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行動。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黎又霖,參加政治活動的熱情大為提高,他和一些進步人士創辦《民聲報》,自任主編。1919年10月,黎又霖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革命軍11軍師長楊其昌的秘書。

走上反蔣救國的道路


黎又霖從北京大學學成后返回貴州省,擔任黔軍總司令袁祖銘的秘書,曾諫請袁與孫中山先生合作未果。袁遭失敗后,黎又霖隨李曉炎軍長參加北伐戰爭的軍事工作。1927年,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大搞反共清黨、鎮壓工農群眾的叛變活動。黎又霖痛心疾首,追隨柏文蔚先生等組織國民黨反對派,輾轉于上海、安徽、江蘇等地,以各種職業為掩護,積極策動民主革命運動。1931年,黎又霖響應胡漢民先生號召,赴廣州參加國民黨非常會議,繼續策動推翻蔣介石反革命政府的活動。在廣州期間,黎又霖與中共地下黨員王葆貞先生一見如故,過從至密,此后時而相遇密切聯系,經常謀商有益于群眾的事宜。黎又霖通過王葆貞先生,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這為以后黎又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位堅定的革命者,做了前期的思想準備。
1933年,發生了影響中國政局的“福建事變”。閩變的背景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國民黨19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圍剿中共領導的紅軍,進行反共內戰。1933年1月,日軍占領山海關,侵入華北。5月,蔣介石與日本簽訂出賣華北、平津的《塘沽協定》,民族危機日趨嚴重。在中共團結抗日政策的影響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下,1933年11月20日,19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陳銘樞等反蔣勢力,在福建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發動了福建事變。黃琪翔、章伯鈞等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前身)及國家主義左派、社會民主黨、文化界民主人士等參加了這次事變。臨時代表大會發表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當時,黎又霖偕社會科學工作者江公懷先生赴閩參加了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意在繼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致力于推翻與日本妥協的蔣介石政權。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反蔣抗日,打倒南京政府,取消黨治,還政于民。參加事變的各派領導人組織了生產人民黨。當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協定,并進行貿易往來。1933年底,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調派大批軍隊向福建進攻。由于內部分化和中共中央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沒有給予援助,1934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優勢兵力的攻擊下,終于失敗。
“福建事變”失敗的教訓,對這場事變的親歷者黎又霖來講,在其心靈上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促使他的思想產生了根本變化。從1920年到1934年十多年的曲折經歷中,黎又霖在黔軍中經歷了長期的軍閥混戰,親眼看到了國民黨圍剿紅軍、堅持反共內戰的倒行逆施。這使他認識到軍閥混戰禍國殃民,雖然蔣介石詭計多端,取得了統治權,但完全失去了民心,江山不穩。而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長征考驗,堅持抗日團結民主,雖處境困難,但民心所向,大有希望。從此,黎又霖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積極投入到反蔣抗日救國的斗爭,投身于民主革命運動的洪流之中。
閩變失敗后,黎又霖輾轉于上海、貴州、重慶等地,先后擔任同濟大學教授、新中國學院總務長、江西省政府駐京辦事處長、黔軍漢口辦事處長、香港私立華僑工商學院渝校(重華學院)總務長等社會職務。

愛國民主運動的社會活動家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黎又霖聯絡左翼文藝界人士到香港籌辦戰時大學,后因受阻未果,轉回重慶。黎又霖與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取得聯系,在重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作為中共地下黨的特別黨員。他以隱蔽身份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江西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上校政治教官。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他聯系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土開展抗日民主運動,承擔了許多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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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黎又霖(右)早年與友人合影


1944年,黎又霖回貴州省黔西縣探視家人時,曾作《回鄉詩二首》,可對當時的黎又霖窺其一斑:


人生不唱大風歌,莫使年華愛逝波;
萬卷蟬紅余韭架,一杯黎綠醉漓渦。

廿年不見故園春,子侄猶疑附耳頻;
世亂時荒兄弟隔,一回相見一回親。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為了團結抗日,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但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內戰的政策,從1939年到1943年,先后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實行獨裁,在經濟上實行壟斷,壓制言論自由,摧殘文化教育,鎮壓愛國民主運動。這樣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國民黨愛國民主分子在內的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逐步尖銳起來,人們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深為不滿,要求團結抗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些國民黨愛國民主分子贊成、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系,他們迫切感到有建立組織的必要。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作為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應運而生的。民聯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43年2月,在重慶開始舉行民主同志座談會。1943年8月,成立建立組織的籌備小組,由譚平山、陳銘樞、楊杰、朱蘊山、王昆侖、郭春濤、許寶駒、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10人組成,幾經商討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的政治主張以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旗幟,團結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愛國民主分子,同破壞抗戰、制造分裂、陰謀妥協、實行獨裁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民聯籌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步伐加快。10月28日,民聯成立大會在重慶上清寺“特園”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通過的《政治主張》,明確提出中國國民黨應“結束黨治”,由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的賢達人士,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大會通過的文件,高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旗幟,對于號召和團結國民黨愛國民主分子投入人民革命斗爭,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時,中共特別黨員黎又霖經中共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的同意,加入了民聯。1945年底,民聯在重慶南岸子灣6號楊杰住宅成立了民聯西南執行部和人民自衛軍司令部,楊杰擔任主任委員,黎又霖擔任執行委員。自此以后,黎又霖在民聯的活動都與楊杰有密切的聯系。
楊杰,字耿光,早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并加入同盟會,先后參加過辛亥革命、討袁護國戰爭。1920年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4年回國后任馮玉祥國民軍第三軍參謀長、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總參議、國民黨政府軍師長、軍長、國民政府軍委會常委兼辦公廳主任、第一集團軍總參謀長、長江要塞總司令、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陸軍大學校長等職。楊杰長期從事軍事理論研究,是中國的著名軍事理論家。1938年5月任中國駐蘇聯大使。1940年回國,任軍委會顧問。抗戰勝利后,參加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1949年9月19日,在赴北平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于香港寓所。
與加入民聯的同一時期,黎又霖經鮮英、鄧初民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盟號為1193號。民盟成立于1941年3月,當時的名稱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是在“皖南事變”后,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青年黨、國社黨、救國會、鄉建社、職教社在重慶聯合組成的。1944年9月,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容許個人參加組織。當時有許多進步人士紛紛加入民盟,一些中共黨員也以民盟的身份參加社會政治活動。
1945年至1946年間,黎又霖經常奔走于上清寺“特園”和南岸楊杰宅邸之間。“特園”是愛國民主人士鮮英的私宅,因鮮英號特生,故以特字命名,稱為“特園”。在20世紀40年代,它是國統區民主運動的營壘,董必武譽之“民主之家”,由馮玉祥書“民主之家”匾。
1946年2月,民聯中央常務干事會決定,在民聯中央結束重慶的工作后,成立民聯重慶臨時工作組,主要成員有甘祠森、李紫翔、夏仲實、馮菊坡、李文釗、黎又霖,楊杰、鄧初民擔任指導員。從這以后,直到重慶解放,民聯在重慶的一切工作都是在臨時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的。4月15日,召開民聯中央常務干事會,民聯中央在重慶的工作正式結束,主要負責人離開重慶到南京、上海等地開展工作。
黎又霖參加了民聯臨時工作組在重慶民主運動中的一系列活動:
1946年4月9日,重慶各界在青年館舉行追悼“四•八”烈士大會,重慶民聯參加了追悼會的籌備會,發動會員送挽聯花圈。7月,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被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重慶民聯發表聲明并致電民盟中央吊唁。參加追悼會的籌備工作,發動成員參加追悼會,并在聯系群眾中展開宣傳活動,反對國民黨法西斯暴行。9月,重慶民聯和各民主黨派團體一道發起組織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發表聲明,呼吁制止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11月4日,《中美商約》簽字后,民聯和其它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一道,掀起反對《中美商約》的運動,召開大小座談會、報告會,發表宣言,持續了兩個多月時間。1947年1月4日,重慶民聯發表嚴正聲明,支持全國學生抗議北平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暴行的運動。號召大中學校的民聯會員,積極支持和參加愛國抗暴的學生革命運動。
1946年12月30日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58歲壽辰,《新華日報》發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賀信、賀詞、賀詩。1947年1月2日,在重慶春森路舉行招待會,楊杰、甘祠森、黎又霖、謝立惠、李紫翔、徐崇林、黃朋豪、稅西恒、趙一明、章培毅等各界來賓60余人應邀參加。吳玉章在祝酒中總結了1946年國內外政治、軍事斗爭形勢的變化與發展,進一步闡明了中共今后的方針政策和對國民黨的態度。整個聚會充滿了熱烈友好、團結合作的氣氛,在政治形勢日趨黑暗時,成為國統區民主人士相互聯系、激勵斗志的一次難得的聚會。
在重慶的民主運動中,民聯、民盟、民建、農工黨等與共產黨保持密切聯系,配合革命行動。黎又霖是一位具有多重政治身份的社會活動家,他為了進行革命活動,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聯系,繼參加民聯、民盟之后,大約在1948年,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黎又霖與農工黨負責人郭則沉、羅任一、王深林、黃朋豪、吳春選、唐弘仁、郭仲衡、李正清、章培毅、唐萬延等,都有廣泛聯系和交往,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從相識相知,到成為農工黨同志。
農工黨的前身是“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它是國民黨著名左派領袖鄧演達等在上海創立的。1935年,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31年,鄧演達被蔣介石暗殺后,該黨在黃琪翔、章伯鈞等人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開展革命斗爭。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機關由武漢遷重慶。抗戰時期,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開展了許多政治活動,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重要組成部分。1946年5月,中央機關由重慶遷上海。5月初,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四川省黨部在重慶成立,黃朋豪擔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1947年2月,正式改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堅持地下斗爭開展軍事策反活動


1947年春夏,隨著蔣介石厲行獨裁、內戰政策,重慶的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社人員被國民黨強行送回延安。7月1日,蔣介石發布《戡亂總動員令》后,民聯和其它民主黨派被迫轉入地下。這時黎又霖與中共領導機關的聯系被割斷,便憑自己的政治判斷繼續開展革命活動,投入到民主黨派的工作上。
6月1日晚,成渝等地同時宣布深夜戒嚴,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于6月2日凌晨,瘋狂進行大逮捕。逮捕進步人士達200余人。在“六•二”大逮捕后,重慶民盟組織在中共地下黨的支持下,運用各種渠道,想盡各種方法進行營救。黎又霖和鮮恒等積極營救被囚禁的民盟盟員,終于在1949年3月,使田一平等21位重慶盟員獲釋出獄。
1947年11月12日,民聯、民促和其它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舉行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11月25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濟深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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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民革中央決定把工作重點放在宣傳蔣軍在戰場上失利的情況上,形成蔣軍必敗輿論,爭取人心,同時積極進行西南地方首腦的策反工作。黎又霖與周徒華等人先后來渝策動文化活動,公開在報上發表文章,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忠告,并利用國民黨政府中上層人物的矛盾關系,作分化離間斗爭。
5月,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杜重石奉李濟深之命,由香港飛成都,與劉文輝、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川康分會機構,同時在重慶的民聯西南執委李挽瀾到成都會晤杜重石,杜以李濟深的親筆信(上圖)囑其向民聯西南負責人楊杰轉達,民革中央希望由楊杰領導西南工作。6月,楊杰約會黎又霖、周從化,告知李濟深轉給他的密信。三人商定,由周從化回成都籌組民革川康分會;由黎又霖去貴州做王家烈的工作,籌組貴州民革;云南方面則由楊杰對盧漢進行工作;川康滇黔同時行動。軍統將“內線”嚴守三埋伏在楊杰身邊,并取得楊杰的信任,掌握了川省民革組織情況,這為1949年8月黎又霖、周從化、王白與、周均時等相繼被捕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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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周從化致黎又霖的信


楊杰擔任西南四省(川、康、滇、黔)民革的總負責人后,調黎又霖擔任民革西南區秘書長,協助楊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組織,聯絡軍政界人士開展策反工作,策動武裝起義。楊杰同甘祠森、黎又霖商定,民聯與民革不合并,保持組織獨立,仍搞民主活動。
6月,由趙一明、馮克熙、黎又霖出面,與民盟、民聯、民建、農工黨負責人聯系,經過互相串聯,決定組織“民主黨派聯誼會”,采取聚餐會或其它集會方式,加強聯系、互通信息、交換意見、研究工作。曾研究發動各方面調查了解官僚資本情況、保護國家財產、救濟渣滓洞集中營被難同志等問題。先后在民生公司信托部、川康興業公司、華康銀行、聚興誠銀行等處舉行。先后參加聚會的有:潘大逵、彭友今、趙一明、馮克熙、胡克林、黎又霖、甘祠森、周永林、徐崇林、劉昆水、李紫翔、魯志承、吳華梓、李正清、姜煊、羅宏章等。
10月27日,國民黨當局以“勾結共匪,參加叛變”為由,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6日,民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各級組織和各地盟員隨即轉入地下活動。民盟重慶市支部轉入地下后的臨時委員會成員有:鮮英、趙一明、馮克熙、黎又霖、湯遜安、章培毅、楊復全等,黎又霖任民盟重慶市支部秘書處主任。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明顯取得優勢,國民黨卻造謠宣傳國民黨軍隊的所謂勝利。10月,民革西南執行部負責人楊杰決定籌建民革川康地下組織。楊杰與甘祠森、黎又霖等商議召開時局討論會,經黎又霖聯系,討論如期召開,參加人有楊杰、甘祠森、黎又霖、鮮英、黃默涵、魯自成、周均時。楊杰分析了當時的戰爭形勢,他很看不起蔣介石的指揮才能,說蔣走到哪里,那個地方就會很快失掉。大家預測蔣介石會把西南作為他的大后方。有人提出“保川拒蔣、迎接解放”的口號,楊杰很贊賞。又過了幾天,楊杰又向甘祠森、黎又霖提出,把重慶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組織起來,以輪流請吃飯的方式,每二三周或一月舉行“轉轉會”,討論時局、交換意見、協商行動。楊杰等設想把西南四省的反蔣實力派聯合起來,實施“保川拒蔣、迎接解放”的方針,要求民主黨派從政治上配合,促成這個西南大聯合的實現。通過多次討論,大家取得共識:西南四省四川是關鍵,“保川拒蔣、迎接解放”可作為共同的工作方針。參加“轉轉會”的人有楊杰、甘祠森、黎又霖、鮮英、黃默涵、潘大逵、黃朋豪、周均時、鄢公復、徐崇林等。這個“轉轉會”開了五、六次,直到1949年5月楊杰離開重慶為止。
當時,黎又霖利用重慶聚康銀行經理黎際云(黎又霖的哥哥)的關系,以聚康銀行專員的身份作掩護,住在重慶民生路米亭子19號通惠實業銀行經理蔣華村(黎又霖的侄女婿)家里。他不帶家小,亦無固定職業,生活艱苦,仍然不知疲倦地經常工作到深夜。黎又霖先后有配偶三人:初為蕭氏早故,遺一女名世華;繼配陳氏離異;再娶張氏,因其在滬任婦女會代表時,傾力為李宗仁競選偽總統,黎又霖不滿其行為,遂與之斷絕關系。黎又霖一生為國奔馳,未有家人團聚。其胞弟將一子過繼與他,在渝入育才小學,黎又霖遇難后,由嫡堂兄李云送回原籍攻讀。
據鄧后炎(曾任民革重慶市委副主委兼秘書長)關于黎又霖的回憶錄記載:“1946年秋冬,甘祠森、黎又霖、我(鄧后炎)、曹克勛組成“民聯重慶地下工作委員會”(指民聯臨時工作組)。1947年至1948年,曾召開幾次地下工作委員會,多交換一些政治、軍事以及民主運動方面的情況,他接觸面寬,喜歡講軍事形勢以及民主運動方面的情況,他充滿樂觀情緒,對蔣介石極端痛恨,常罵那個‘龜兒子’。黎又霖長期單面獨人脫產干革命,從不談家事,他寄住堂兄黎際云老先生家,地址在民族路中心南面一小巷內,我大約去拜訪過三次,都沒有多談,因那里人客較多。大約在1949年,他又住小米亭子25號去了,那個環境更復雜,周圍特務較多,他不常在家,我去過兩次,都未會著,他似乎常在別處‘打游擊’的樣子。1949年初,時局緊張,他(黎又霖)忙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的策反方面的活動,我們辦學校的就忙學生運動中的有關事情。幾年中,民聯地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就是甘祠森和黎又霖同志。
我和曹克勛住江北郊外二十里的建川中學校里。曹克勛在1946年底走后,其委員由嘉勵中學的羅宏章接替,1949年初,又補充陳編為委員。黎又霖同志住城內,與地下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主要同志都常有往來,在民主圈子是非常活躍、積極的一員。
黎又霖同志學識淵博,尤其具有豐富的政治、軍事知識和經驗。在“民聯”工作中,每當聚會討論形勢和工作時,他對政治形勢的深刻分析,他的遠見卓識,給大家幫助很大。黎又霖同志態度謙虛,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當他發現同志們有可取的意見提出時,他總是加以強調和支持。他積極承擔分配給他的各項任務,并盡最大的努力去把工作做好。他對同志和朋友熱情誠懇,樂于助人,厭惡并反對一切不正之風。他是當時重慶民聯負責成員中團結的象征,工作的楷模。”
1949年2月,黎又霖率謝泉鳴密往滇黔聯絡同志,暗中策動軍事起義。3月初,抵達貴陽市后,獲悉國民黨將位于大方縣羊腸壩的發動制造廠遷往臺灣,為保全國家財產物資,黎又霖趕緊取道滇黔邊境畢節鎮一帶發動民眾武力,策動軍隊起義阻撓遷廠,經籌劃就緒后,留謝泉鳴繼續工作。4月18日,黎又霖只身往昆明與楊杰再度籌商策動西南軍變,時值湖南程潛將軍起義,秘密說服滇軍響應未果。乃與楊杰返渝統籌川滇黔軍事起義的策動事宜。
楊杰等人在西南四省的活動被軍統局偵知,5月,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偵防處處長、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奉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之命拜訪楊杰,示意他不要與李濟深的民革發生關系,這實際是對楊杰的警告,楊杰決定離開重慶回昆明。楊杰回昆明前,黎又霖三次到他的寓所研究工作。
5月,黎又霖曾赴成都籌建民革川康邊支縱隊。6月,黎又霖到昆明找楊杰再度籌商云南軍事起義,始知楊杰已到重慶,隨即又趕回重慶見楊杰。楊杰策動重慶軍政界、知識界的一些名流搞地下組織,參加人有周均時、王白與、楊其昌、周紹軒、王國源、何魯、稅西恒、江載黎、楊永思等。
楊杰、彭友今、甘祠森、黎又霖、鄧后炎等重慶民聯負責人在望龍門和豐銀行舉行會議,民革西南執行部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南的準備工作,策動軍事起義迎接解放。決定在涪陵新廟鎮成立民革川東分會和“川東特區縱隊”,由張鎮宇負責組建,黎又霖為負責人之一。為了“隱蔽精干”,減少關系,由黎又霖獨自擔當與新成立的民革地下組織的聯系工作,他甘冒風險樂意承擔重任。會議之后,楊杰又返回昆明。黎又霖參與策動國民黨20軍、23軍、44軍起義。支持侄女婿蔣華村競選重慶糧食工會理事長,掌握城市糧食供應和庫存,從而控制工會。
在這一時期,黎又霖與農工黨重慶地下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系,參加了農工黨的地下活動。據周競波(曾任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四川省黨部委員、農工黨重慶地下組織工作組組長)的回憶:
“1949年大約5月間,李正清(曾任農工黨重慶市黨部宣傳委員會主任、農工黨中央咨監委員)和我到米亭子會見黎又霖,我們談了當時形勢和工作情況,他鼓勵我努力工作。不久我在關廟街遇見他,約我到他的住處時,他一開口就問我去不去貴州,他說,貴州是他的家鄉,彝族土司和部隊都有熟人,關系很好。現在就是要找人去貴州,先與地下黨聯系,策反起義迎接解放。赴黔安排由他完全負責。要我去貴州做這一項工作。由于當時我們正進行策反彭斌工作,我沒有向他說明,承認與黃朋豪研究再決定。我與黃朋豪商量,認為策反彭斌很重要,我不能離去,我們相信黎又霖的為人,必須將我們的工作情況向他說明,取得他的理解。我即與黎又霖會見說明情況,他說,這工作很重要,鼓勵我們努力去作,貴州另找人去。他又激情地說,現在革命形勢很好,我們要抓緊時間工作,配合解放軍,早點打垮蔣介石,只要為革命出點力,個人問題就不算什么了。他這種為革命大無謂的精神,使我感動而受到很大的鼓舞!以后因我策反和農工的工作忙,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
從7月15日起,國民黨特務加緊了對黎又霖的監視,他的重要活動都在特務的監視之下,而黎又霖尚無察覺。軍統局在不斷取得黎又霖活動情報后,隨即下達了逮捕令。黎又霖發現有特務跟蹤,才清楚地知道自己處境甚危,但他毫無懼色,仍冒險四處活動。關于這段緊張斗爭,鄧后炎對此有一段回憶:
“大約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已到處傳聞特務抓人很兇,聽說何魯、王國源等搞的文化界座談會之類都被取締。一天上午十一點多鐘,黎又霖忽然氣喘吁吁地跑進建川中學,我正坐在辦公桌上,他一進門便說:‘好險呀!我跑了十幾里路,才找到你這里來!’當時,軍事教官趙蘭亭正坐在一把長椅上,老黎剛進門未注意到,我怕他繼續談什么,趕緊插話阻擋他:‘快到我家里去洗臉吧,就要吃中飯了。’并叫我愛人立即引他到我家去了。他告訴我,在朝天門發現有特務在跟蹤他,他很快躲開,混到一木船上渡江到江北嘴,見特務也另外上了一條船,他下船后便先向下游走,然后又繞一些小巷,折向上游,所以繞了十多里,才問到董家溪建川中學來。飯后,休息幾十分鐘,趁許多人在睡午覺,他由后山繞道返回城內。”
1949年夏,國民黨反動派在加緊鎮壓學生運動的同時,進一步把特務魔爪伸向軍政界,白色恐怖籠罩山城。早在1948年就打入民革組織的“紅旗特務”李君英也四處活動。7月他向中統專員徐政密報了發現楊永思、王白與籌組民革地下武裝的重要情報。8月初,楊杰從昆明寫了一封親筆信,用隱語告知黎又霖,中國人民解放軍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重慶即將解放的光明前景。楊杰托民社黨頭目之一、保定軍校生戢翼翹將信帶給黎又霖。戢到重慶后便把信交給民社黨宣傳處副處長陳芝楚,要陳送給黎又霖。孰料陳芝楚也是軍統的“內線”,陳把這封信先交給特務頭子徐遠舉,徐將信立即拍照,然后派陳偽裝進步,將楊杰的信交到黎又霖的手中。8月13日,打入民革的軍統“內線”嚴守三,化名李森向軍統報告了黎又霖去純陽洞96號原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家等情報;8月15日,又報告黎又霖與海員工會理事長宋幼安等的談話內容和13日寫信給三斗坪鄉公所高則古,希高給去解放區的同志“通行并幫助運貨(武器)”等情報。8月18日,陳芝楚隨戢翼翹到冠生園與黎又霖接觸,黎憤慨抨擊蔣介石統治的言論,又被陳及時報告給軍統。同時,軍統運用員蔡介夫和李君英也各向他們的主子密報了黎又霖、王白與參與民革地下川東游擊縱隊的活動情況。黎又霖已被特務“內線”包圍……
查黎又霖為“民革”川(康)省負責人,周均時、吳孝媛(女)為“民革”在渝重要分子,正積極從事軍運、社運,匪運活動,企圖叛亂政府。由楊杰致黎又霖等函件證明,事證確鑿,擬先將黎又霖、周均時、吳孝媛三人秘密傳訊,以資擴大破壞,可否,懇乞核示。
謹呈
長官張副長官錢 職徐遠舉
附呈楊杰致黎又霖、吳孝媛親筆函照片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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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8月19日徐遠舉向西南長官張群呈送的《簽呈》(上圖),同時,他下達了逮捕令。這天下午,嚴守三帶口信給黎又霖,偽稱上海楊虎派人來川聯絡,有要事需與民革領導人面談,約黎又霖傍晚去嚴守三家見面。黎又霖如約準時到臨江門戴家巷17號嚴守三家。當黎又霖離開嚴守三家時,嚴守三還執意相送,出門行至戴家巷口,早埋伏守候在那里的一伙特務一擁而上,將黎又霖團團圍住,烏黑的槍口對準了他。隨后,特務又將黎又霖住宅的所有文稿詩稿等一切存渝著述均一并搜羅無遺。
8月20日,王白與、周均時落入特務魔掌。21日,周從化在成都被捕。隨后,民革成員楊其昌、周紹軒、王國源、江載黎、尹子勤等也遭逮捕。9月19日,楊杰在香港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一連串民革組織被破壞事件,震動西南。
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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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又霖被捕后,被關押重慶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在關押期間,平均三四天審訊一次,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審訊黎又霖,最初用高官厚祿利誘,想通過他了解民革在西南的整個組織和軍運、策反等情況,黎又霖斷然拒絕了徐遠舉的要求。國民黨特務又施以酷刑拷問,逼其招供。(上圖為白公館刑訊室)他三次遭受酷刑,特務用燒紅的鐵刷刷其前胸、后背,黎又霖幾次死去復蘇,終未向敵人吐露半句有關組織和同志的情況。黎又霖是重慶愛國民主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認識的革命人士很多,沒有一個因他的被捕而受到牽連。每次施刑后,特務授以紙筆,命其招供,他三次寫上:“沒有說的,請槍斃”。特務對黎又霖獨禁一室,加18斤重鐐,未及一月即大病,幾乎病死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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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又霖秉性剛直,嫉惡如仇。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勇于接受艱險的任務。在獄中對敵斗爭中,英勇頑強、大義凜然、毫無畏懼,表現了堅貞不屈的崇高氣節,受到獄中難友們的尊敬。他在獄中的表現很樂觀,為人很和氣,喜歡幫助難友。
1949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神速挺進,重慶解放在望,黎又霖和難友們熱切期望的革命勝利即將到來,面臨崩潰的蔣介石政權孤注一擲,垂死掙扎。黎又霖心潮澎湃,拿出珍藏的竹簽子筆,寫下了《獄中詩四首》(右圖為黎又霖原詩遺稿),藏在牢房的隱蔽處,寫后設法傳遞給鄰室同案難友王國源,王在白公館大屠殺時越獄脫險攜出,原文如下:

禍國殃民勢莫當,三分天下二分亡。
獄中自古多豪俊,留待他年話仇腸。

斜風細雨又黃昏,危樓枯坐待天明。
溪聲日夜咽墻壁,似為愁人訴不平。

賣國殃民恨獨夫,一椎不中未全輸。
鋃鐺頻向窗間望,幾時紅軍到古渝。

革命何須問死生,將身許國倍光榮。
今朝我輩成仁去,頃刻黃泉又結盟。

11月2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在逃離重慶前夕,對囚禁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渣滓洞、白公館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進行瘋狂的大屠殺。國民黨特務將白公館革命志士分成十批先后進行屠殺。黎又霖、周從化、王白與、周均時是第九批被屠殺的志士。黎又霖在殉難前,曾作自挽聯一幅:
有二絕句述懷,可歌可泣;

曾三上書乞死,知命知仁。

據脫險志士杜文博的回憶:“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五、六時許,特務在白公館傳走黎又霖時,他氣宇軒昂地向他的獄室同志們打招呼說:‘同志們,再見吧!中國共產黨萬歲!’‘蔣介石就要完蛋了!’隔一會就聽到稍遠處傳來幾聲槍聲。當晚九、十點鐘,又聽到再遠處的渣滓洞有密集的槍聲,然后火光沖天,整個渣滓洞都燃起來,那里數百名政治犯都被集體屠殺了。”
黎又霖等被帶上手銬押出牢房,特務預先在歌樂山下白公館附近挖掘了三個大坑。特務槍斃黎又霖等烈士后,又用猛汞毀其面目。解放后,在清洗烈士遺骸時仍難以辨認,幸從一同殉難的黎潔霜女士為其縫補接長的褲腳上,方辨認出黎又霖的模糊面貌,其景慘絕人寰。
黎又霖畢生致力于革命事業30余年,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在即將迎來新中國曙光的前夕英勇就義,他的英名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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