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拼男兒五尺軀//甘灑熱血寫春秋
2007-07-28
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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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孟晉(1920年~1949年),又名張寶玉、張野立,男,四川省大竹縣人,東北大學政治系畢業。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47年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張孟晉曾創辦中國會計專修學校,先后任大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松花江中學教員、建川中學總務主任。長期從事學生運動和民主黨派工作,參加爭民主、反內戰的各種政治活動。1947年~1948年,曾參與出版地下刊物《突擊》。1948年6月,奉中共地下黨指示,為支援華瑩山武裝起義,到香港籌集經費,返渝后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在獄中多次遭受毒刑,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1949年11月27日,張孟晉在渣滓洞大屠殺中英勇殉難,年僅29歲。

少年艱辛 初立革命志向


張孟晉是四川省大竹縣高穴鎮人,生于1920年3月21日,原名張寶玉,加入中共時的名字為張野立,大學畢業后改名張孟晉。
大竹縣高穴鎮的張氏家族是當地世代書香的名門望族,張孟晉的祖父是前清秀才,能文善詩,譽滿鄉里。張氏家族自聘塾師,為幼子輔讀《四書》、《五經》。張孟晉的父親張國政排行居長,二叔早年夭折;三叔張國忠,又名張克勤,就讀于武漢第二中山大學,早年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為逃避追捕潛往南洋。
張孟晉的父親張國政自幼秉承家訓,潛心誦讀孔孟之書,在“五四”婚姻自由影響下,與王淑珍結婚。張孟晉的祖父逝世后,由張國政繼承祖業,操持家務。1926年,地方軍閥割據自雄,連年混戰,各地為自保成立團練局和團練隊。張國政也當上了高穴鎮團練隊的團總,在武漢參加革命的胞弟張國忠常來信勸告其兄不要欺壓老百姓,要為地方做好事。因此,張國政將一切職權交給副團總,把主要精力放在場鎮街道建設上。在其任內的兩年多,發動各階層人士,自籌資金修建鐘樓,擴寬全鎮街道,修建整齊劃一的嶄新鋪面,建立牲畜、糧食交易市場。1929年春,軍閥混戰越演越烈,民不聊生,張國政毅然辭去團總職務。從此,賦閑在家,不問世事。同年秋,張孟晉的生母王淑珍因病去世。1930年,張國政與劉代芳結婚。1934年春,張國政染重病去世。
張孟晉九歲喪母、十四歲亡父后,又經歷了一場人生變故。張氏宗族的族長借宗法強行接管了張國政的百余石田產,除供給遺孀及子女的基本生活費以外,其余全部為其侵吞。在無可奈何之下,張孟晉的繼母只能帶上張孟晉兄妹回到鄉下娘家。從此,張孟晉在劉氏外婆家過了幾年農家生活,這對張孟晉形成勤勞樸實的性格產生了影響。
張孟晉的父親和生母都有一些文化,常給幼年的張孟晉講文天祥、岳飛、史可法、戚繼光的故事。張孟晉五、六歲時,開始認識字塊,誦讀古詩。8歲時入高穴鎮小學,各門功課均屬優秀,考試名列前茅。張孟晉14歲時考入大竹縣立中學讀初中,這時因屢遭不幸,家境衰落,因此,他發奮讀書,努力學好各門功課,還抽空到圖書館借閱各種書刊。當時的大竹縣立中學國文老師盧子舟對張孟晉影響很大,他在盧老先生的引導下,喜讀熟背屈原、岳飛、范仲淹、文天祥等古代愛國賢人的詩文名篇,培養了他的愛國奮發的情懷。1934年冬,張孟晉的繼母又因病去世。這時,張孟晉兄妹生活困難,無錢為繼母辦理喪事。曾與張孟晉的三叔張國忠參加過大革命的堂兄張有德據理力爭,從族長手里,為張孟晉兄妹奪回了全部田產和房屋,才使張孟晉得以辦完繼母喪事,繼續求學。
張孟晉在大竹縣中學讀書時期,行俠仗義,嫉惡如仇,愛憎分明。對一些家庭經濟困難、無錢交納學費的同學,經常解囊相助。對學校事務人員貪污伙食費的行為,邀集同學進行斗爭。在縣教育局局長調戲女中學生的事件中,張孟晉挺身而出,組織各班代表開會,發布全校罷課、要求懲辦教育局長等項決議,得到校長、教務主任和教師們的支持,一同前去縣政府請愿,縣長不得不答應了學校師生的要求。
這一時期的中國正處于民族危亡之中,1931年,日本侵略者發動了東北“九? 一八”事變,1935年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華北五省,加緊制造“華北自治”。中國共產黨為挽救民族危亡,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在民族危機面前,北平爆發了影響全國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四川省大竹縣也開展了民眾抗日救亡運動,張孟晉在進步教師劉先慎(曾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的教育下,積極投入大竹縣的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出壁報、召開座談會、抗戰宣傳隊、上街演出話劇等活動。
張孟晉的家鄉大竹縣地處川北是紅四方面軍的活動范圍和游擊區,1932年到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川北和陜南創建了川陜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共川陜省委和川陜蘇維埃政府,開辟了面積達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700余萬的革命根據地。在川陜革命根據地里,打土豪、分田地,到處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當時,大竹縣中學的劉先慎等進步老師經常向學生宣傳紅四方面軍的勝利和川陜邊革命根據地的新氣象。堂兄張有德也經常對張孟晉講大革命時期三叔張國忠及幾位同鄉在武漢、上海參加革命工作的情況,并聯系當時的川陜革命形勢進行講解,說明這是共產黨搞土地革命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這對青年張孟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常常聚集在一起,討論抗戰形勢和川陜革命形勢,大家相互勉勵今后要走革命的道路。從此,張孟晉萌發了“立下革命志,舍此無他求”的意念和志向。

參加學生運動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春,張孟晉從大竹縣來到四川省中心城市?成都,在成都大同中學讀高中。在1937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后,進入了全面抗戰時期。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領導下,成都的救亡運動風起云涌。1937年夏,北平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和學聯代表到成都聯系學聯工作,成都“民先隊”和學聯發動全市大中學生,組織了盛大的歡迎聯歡會。在成都師范讀書的同鄉和老同學陽為龍是民先隊員,他向張孟晉講述了這次會議的精神,使張孟晉深受教育。當時成都出版發行了《抗日先鋒》、《戰時學生周刊》、《全民抗戰》、《大聲周刊》等一批進步刊物,張孟晉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些刊物。
1938年7月7日,成都各界人民在少城公園舉行抗日戰爭一周年紀念大會,《大聲周刊》社長車耀先(中共川康特委負責人)登臺講演,他在演講時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并高呼抗日救亡口號。張孟晉參加了這次大會,現場聆聽了車耀先的演講,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振奮。返校后他發動大同中學的同學,在街頭巷尾、茶館、酒樓、影戲院等處,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和募捐寒衣慰問前方抗日戰士等活動。組織部分同學,在逢場日奔赴郊區場鎮和農村,采取辦壁報、講演、歌詠、活報劇等形式,向農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他們到城鎮街道和農村場鎮,向群眾教唱《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救亡曲》等抗日救亡的歌曲,鼓動廣大群眾的救亡熱忱,鼓舞民眾堅持抗戰的意志。
1938年夏,張孟晉在大竹中學的同學尹光榮也來到成都大同中學。9月,尹光榮在陽為龍的幫助下,考入省立成都師范學校。從此,陽為龍、尹光榮、張孟晉三人經常在一起,交流學習心得,商議抗日救亡運動的有關問題。1938年,陽為龍加入中共,經他的介紹,尹光榮于1939年5月加入中共。在陽為龍、尹光榮的引導下,張孟晉逐漸接受了共產黨的影響。1939年11月,他們三人一起歡送肖夢石(中共黨員)去延安。這對張孟晉產生了很大的思想震動,他向中共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并要求和肖夢石一道去延安學習。1940年1月10日,由尹光榮介紹,中共成都師范支委會討論通過,上級領導人趙筱村談話后,批準張孟晉參加中國共產黨。當時組織指示張孟晉就地堅持斗爭,暫不去延安。
1940年7月,張孟晉在成都大同中學高中畢業后,暑期考進了戰時遷入四川省三臺縣的國立東北大學政治系。按照當時“轉地不轉黨”的規定,張孟晉到東北大學讀書后,由仍在成都師范的尹光榮和張孟晉單線聯系。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進攻解放區的同時,把魔爪伸向國統區的中共組織和救亡運動,制造了所謂“成都搶米事件”,到處搜查和抓捕共產黨員。3月18日,中共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和軍委書記車耀先被捕。為了應對突然事變,成都地區的中共組織采取了轉移、分散、隱蔽的措施。根據上級指示,尹光榮向張孟晉傳達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的方針。1941年9月,中共成都師范支部書記牟文元與上級失去了聯系,因此也使尹光榮、張孟晉失去了組織聯系。
張孟晉在與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仍然獨立地開展革命工作。他按照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關于“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精神,堅持勤奮學習大學本科專業課程,研讀馬列經典著作;組織“耕耘讀書會”,閱讀進步書籍報刊,擔任耕耘社編輯,辦耕耘墻報,撰寫文章;經常組織班級、年級籃球友誼賽,廣交朋友,團結同學;支持進步同學當選學生自治會干部;組織東北大學的大竹縣同鄉會,調解東北人與四川人的關系,消除隔閡,加強團結和互助。

求職辦學 投身民主運動


1944年夏,張孟晉從東北大學畢業后來到重慶。他按照上級領導提出的“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合法化”的指示,在重慶謀求社會職業。經堂兄張有德的介紹,認識了同鄉徐代位(又名徐樹人)。徐代位是張孟晉的三叔張國忠在大革命時期的戰友,早在武漢第二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斗爭。雖然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中脫離了中共組織關系,但仍然積極為黨工作。抗戰爆發后,他回到家鄉大竹縣楊通鄉,變賣田產,動員族人捐獻,創辦徐氏小學,在偏僻鄉村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恢復中共組織關系后,發展黨員,建立支部,徐氏小學成為一個革命據點。徐代位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告訴張孟晉:“我在失掉組織關系后,回家鄉辦學,也是對黨的貢獻,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業”。這番話對張孟晉的啟發很大,經徐代位的介紹,1944年8月,張孟晉到重慶江北柏溪的中國會計專修學校擔任教員,1945年2月至1946年1月,先后擔任該校訓育主任、教務主任。
當時,徐代位在重慶管家巷28號育才學校城區辦事處工作,常約張孟晉去該處參加由中共組織舉行的形勢報告會,逐步與一批社會進步人士相識。1945年初,張孟晉與周西平交往熟悉之后,向他擺談了自己的情況,并打聽“東北大學讀書時的一個同學”,意即尋找黨的關系。周西平將張孟晉的情況向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劉光作了匯報,劉光約張孟晉到德興里39號(新華日報宿舍)去談話,劉光要求張孟晉在學校立足,做好青年學生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今后與張黎群、朱語今多聯系。從此,張孟晉雖然仍未恢復中共組織關系,但在南方局青年組的領導下,開始從事學運和統戰工作。
中國會計專修學校原來是大竹縣商人廖達齋、陳繼奎等人開辦的,但他們是以辦學賺錢為目的,把學費弄去搞投機生意,學校董事會是空架子,沒過多久學校就難以維持了,連教師工資也不能按時發放。張孟晉在征求了徐代位和劉光的意見后,1946年2月,擔任這所學校的副校長,實際代行校長職務,開始著手改組董事會。為了解決學校的經費問題,張孟晉將家產和收租轉為辦學經費,還四處奔跑,東借西貸,后來又爭取到菲律賓的三叔張國忠的資助,才艱難地將學校維持下去。1946年8月,中國會計專修學校改為私立大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張孟晉擔任校長。該校招收初中畢業生,學制三年,學生達260人。在江北柏溪辦了一個學期后,搬遷至重慶小龍坎龍泉巷新校舍。
張孟晉聘請了一批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教員,先后聘請王照林、尹光榮擔任訓育主任,劉定擔任教務主任,陽為龍、王古澤、劉世杰、杜中平、馬東山、劉文亮、王佩珍、錢遠鐸等擔任教員。1947年2月,學校搬遷后,又聘請郭一帆擔任訓育主任,尹光榮擔任教務主任,鐘駱南等擔任教員。這所學校實際上成為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據點。雖然學校的經費困難,教職員工的薪金微薄,但大家志同道合,團結友愛,精神愉快。張孟晉、尹光榮、陽為龍,劉定、王古澤等人因種種原因,都與中共組織尚未接上關系,他們心照不宣自發地定期開展活動,同時也把其他進步教師編成小組。組織學習《新華日報》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毛主席的文章。在這些教師的教育下,這所職業學校的學生既有會計專業知識,更具有進步思想。
抗戰時期,國內外政治風云變幻,圍繞團結抗戰、爭取民主,反對內戰、投降和獨裁,各種政治勢力在戰時陪都?重慶展開了激烈的交鋒。1941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青年黨、國社黨、救國會、鄉建社、職教社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這是一個具有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同盟。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容許個人參加組織。在民主革命時期,民盟對于團結中間黨派,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爭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中國,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當時有許多進步人士紛紛加入民盟,一些中共黨員也以民盟的身份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根據中共南方局青年組負責人劉光的指示,張孟晉于1945年冬,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了民盟組織的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各種活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8日,中共領袖毛澤東應邀來重慶與國民黨談判。10月10日,國共代表正式簽署《會談紀要》(雙十協定)。張孟晉當時在學校組織了青年學生和積極分子學習《紀要》和有關文章。昆明發生“一二?一”慘案后,重慶各界舉行集會,發表聲明或通電抗議,張孟晉參加了抗議和募捐慰問活動。1946年1月和2月先后發生“滄白堂事件”和“較場口事件”,張孟晉和《民主報》記者一道,在參加集會時,面對國民黨特務沒有退縮,頭和手等多處被木棒擊傷,在嚴峻的斗爭中,更加激發了張孟晉的堅強斗志。7月,國民黨特務先后在昆明殺害了民主戰士李公樸和聞一多,再次激起了重慶各界人士的極大憤怒,7月28日,陪都各界群眾6000余人隆重舉行“李聞追悼大會”。民盟中委、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因遭受國民黨特務迫害,積勞成疾在上海病逝。8月4日,重慶各界人士1000余人舉行陶行知追悼大會。在兩次追悼大會中,張孟晉參加了民盟的服務工作,邀約了有關人士參加追悼大會。“沈崇事件”后,爆發了全國范圍內的抗暴風潮,1947年1月3日,重慶31所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在重慶大學集會,成立“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3日~7日舉行全市總罷課,6日,全市15000多學校師生舉行示威大游行。大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張孟晉響應重慶市學聯的號召,支持學校師生舉行罷課,并帶領師生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1947年5月,全國各大城市爆發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重慶沙磁區、九龍坡區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發動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成立“重慶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聯合委員會”。大信商校響應聯合會的號召,張孟晉帶領部分教師和全校學生參加示威游行,沿途帶領學生高呼“爭溫飽、反饑餓,爭和平、反內戰,爭民主、反迫害”等口號。在這一時期,1947年6月~8月,張孟晉還兼任《西南日報》的記者。
1947年上學期,大信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原董事長廖達齋拉進一個新董事朱敬民,并來學校教書,此人是青幫頭子,社會關系復雜,與國民黨特務往來密切。他在教《公民》課時漫罵共產黨,張孟晉多次與朱敬民作斗爭。為了安全起見,張孟晉決定于暑假撤離大信商校,他懷著痛惜的心情,不得不離開自己苦心經營的這所學校。
1947年夏,張孟晉與周通群女士結婚,在重慶南國大廈拍攝的結婚照是唯一留存的照片,張孟晉烈士的遺照就取自這張照片。舉行結婚儀式時,大信商校的同事和好友尹光榮、徐代位等20多人前去祝賀,并簽名留念。
1947年暑假,張孟晉回到大竹縣老家。大竹縣周邊地區的梁(山)、達(縣)、大(竹)邊區游擊根據地,正在醞釀反抗國民黨的武裝起義。這時,徐代位已回到大竹縣與先期到達中共黨員徐相應、徐永培、陳曉等一起組織農民武裝進行“三抗”斗爭。張孟晉與堂兄張有德商量抓緊賣掉全部田產,籌款買槍支彈藥支援武裝起義。但因當時“三抗”斗爭搞得火熱,有錢人不敢買田地,未能實現其計劃。

加入農工民主黨 參與編輯地下刊物《突擊》


1947年8月,張孟晉從大竹回到重慶后,經王梅園(中共黨員、農工黨員)介紹到重慶巴縣漁洞鎮松花江中學教書。該校校長楊修平思想進步,聘任了一批進步老師,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民主黨派成員和進步青年。聘請郭仲衡(農工黨員)任教務主任,賀一然(中共黨員)任訓育主任,王梅園、許智偉、張孟晉、宋融、徐明松、常德群、章伯駿(農工黨員)、張貴云(農工黨員)等擔任教師。郭仲衡、章伯駿是一對夫妻,章伯駿是農工黨中央主席章伯鈞的妹妹。張孟晉在與王梅園、郭仲衡等人的交往中,逐步了解和認識了中國農工民主黨,在松花江中學期間加入了農工黨。
農工民主黨是目前八個民主黨派中成立時間最早的民主黨派。1930年,國民黨著名左派領袖鄧演達等在上海創立該黨,當時的黨名為“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31年,鄧演達被蔣介石暗殺后,該黨在黃琪翔、章伯鈞等人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開展革命斗爭。194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決定正式改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農工黨確立的基本路線是“同共產黨密切合作,參加和支持民盟”,基本方針是“為和平民主而斗爭”。四干會議后,農工黨陸續在全國近二十個省市和地區整頓和建立地方組織。1947年3月,在農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郭則沉的指導下,成立了農工民主黨重慶市黨部。到1948年,全市黨員約有300余人,主要是中小學教員、工商界人士、工人、大學學生,分布在市區、市郊、四川省東北和西部。
1947年5月31日,國民黨成都、重慶當局發布深夜戒嚴令,瘋狂進行大逮捕,6月2日,進步人士約有200余人被捕。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強令解散民盟,民盟、農工黨等民主黨派被迫完全轉入地下斗爭。10月18日,國民黨特務計劃逮捕郭則沉,在農工黨同志的幫助下,郭則沉離渝赴滬。王善繼、郝景帆等相繼離渝。據1948年3月12日農工黨重慶市黨部向農工民主黨中央黨部的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工作報告》)記載:“重慶市黨部于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年來,重慶政治形勢日趨黑暗,公開負責同志,有遭逮捕者,有被迫而轉移地區者。黨的組織由半公開狀態而全部轉入地下,市黨部負責人選,為發揮機動作用,亦幾次更動……”。“重慶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由王善繼、郭仲衡、章培毅、李正清、王梅園等九人組成。主任委員王善繼(離渝期間由郭仲衡代理),重慶發言人章培毅,秘書處主任郭仲衡,組織委員會主任王希哲、副主任王梅園……”1947年秋,農工黨中央決定由郭仲衡代理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兼秘書,王梅園負責組織,章培毅負責宣傳。
當時,重慶的地下刊物有中共地下黨辦的《挺進》報,民盟辦的《反攻》。在賀一然、王梅園、許智偉等人的籌劃下,把松花江中學作為地下斗爭的一個活動據點,大家一面教書,一面為黨工作。經過串連,于9月中旬召開籌備會研究決定,搞一個地下刊物,定名為《突擊》。因《挺進》報強調城市工作,以消息報道為主,《突擊》則強調農村工作,以評論文章為主,著重報道解放戰爭的形勢,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罪行,號召革命青年到群眾中去、到農村去,組織武裝力量進行斗爭。《突擊》為16開油印刊物,不定期發行,由王梅園擔任主編,成立了《突擊》社,主要成員由賀一然、郭仲衡、王梅園、張孟晉、許智偉、宋融、徐明松等7人組成。農工黨重慶市黨部《工作報告》對此的記載是:“出版油印刊物訂名「突擊」,內容分新聞報道、時局評論及工作方法,每期發行五百份,以學生及工人為對象。……加強「突擊」內容,擴大「突擊」發行網。……”
1948年1月,尹光榮在北碚鄉村建設學院由呂裴然恢復了中共組織關系,經尹光榮報上級組織批準,同月,也恢復了張孟晉的中共組織關系。
1948年2月,由于松花江中學發生情況變化,郭仲衡、張孟晉、章伯駿、張貴云等轉到江北董家溪建川中學任教,張孟晉擔任該校總務主任。建川中學校長鄧后炎(民革重慶地下組織負責人)是一位思想進步的教育行家,他們在教學上和各項活動中合作默契,把學校搞得有聲有色。建川中學又成為一個地下活動據點,《突擊》社在這里繼續活動,他們在王梅園家兩次召開秘密會議,推郭仲衡與中共地下黨接頭,與《挺進報》、《反攻》交換資料,每期《突擊》均送中共地下黨研究。到1948年6月止,《突擊》共出刊10余期,每期印刷300-600份。

籌款支援武裝起義 堅持獄中斗爭


1947年9月,中共重慶地下市委確立了“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城市支援農村,發動游擊戰爭。”的工作方針。1948年1月8日,發動云(陽)、奉(節)、兩巫(巫山、巫溪)武裝起義,1月17日,在達縣虎南區舉行上川東一工委會議,決定迅速加強地下黨的建設和擴大武裝,以鞏固梁山、達縣、大竹邊區的游擊根據地,并積極發動華瑩山武裝起義。
為了給華瑩山武裝起義籌集經費,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托,張孟晉向旅居菲律賓馬尼拉的三叔張國忠籌措錢款,張孟晉先寫信約定他的三叔在香港晤面。得到他三叔的回信同意后,張孟晉向學校請假,校長鄧后炎極力贊成和支持,除寫信給義生錢莊為張孟晉借足路費外,并為他代買赴港機票,以“建川中學購買教學儀器”為名,于1948年6月13日,張孟晉離渝赴港。在香港期間曾與農工黨中央主席章伯鈞見面,得到農工黨中央對重慶市黨部的指示。
張孟晉的赴港行蹤不幸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郵檢組偵破,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兼偵防處處長徐遠舉專門派出特務準備伺機逮捕。張孟晉離渝后,就有身份不明的人去張孟晉家探問其夫人周通群:“張孟晉到那里去了?多久回來?”。6月20日,張孟晉由香港乘機返回重慶后,周通群對他說:“有人來查問過你,風聲不對,你要出去躲一下才好”。張孟晉表示:“未得到組織的通知,我不能走”。
6月23日,張孟晉和周通群進城,用香港帶回的錢到義生錢莊還借款。下午返回建川中學時,被早已埋伏在董家溪街上茶館的四名彪形大漢攔住,這些特務手持左輪手槍,厲聲問道:“你是張孟晉嗎?”這時張孟晉竭力保持冷靜,從容地答道:“你們問這個干什么?”一個吊晴歪嘴滿臉絡腮胡的特務,拿著手槍對著張孟晉的胸膛,露出猙獰的兇相說道:“哈哈!你被捕了,請乖乖地帶上這塊不要錢的‘手表’,跟我們一道走吧”。
張孟晉被捕之后,最初被關押位于重慶老街32號“慈居”的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二處,這里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看守所。在審訊和拷打中,張孟晉堅貞不屈,沒有吐露一句真情。為營救張孟晉,他的妹妹張寶明回大竹縣老家籌集了200塊大洋,周通群與鄧后炎、郭仲衡、肖光純商量后,決定把這筆款項交給建川中學軍訓教官陳蘭亭,請他前往西南長官公署看守所,伺機進行活動。張孟晉乘敵人不備之際,用火柴梗在“萬金油”仿單上寫便條交陳蘭亭帶回,這張便條上寫道:“我生了一場小病,但還能支持,請速送點常用藥品來”。這是張孟晉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用隱語傳出的信息,“小病”意即受了刑訊,“還能支持”意即堅貞不屈,“速送藥品來”意即設法營救。當時,中共地下黨經過研究,認為敵人尚未完全弄清張孟晉的情況,迅速采取措施,可能有營救出來的希望。經過多方努力,再次交錢托人,希望放出張孟晉,但受托人提出索要十根金條的條件。在尚未把營救款籌齊時,國民黨當局于7月20日,就將張孟晉押送至重慶歌樂山中美技術合作所集中營,囚于渣滓洞監獄樓二室。當時,農工黨重慶市黨部負責人李正清、郭仲衡等人,也通過各種渠道打聽消息,設法營救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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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渣滓洞監獄里,敵人對張孟晉多次刑訊(上圖為渣滓洞看守所刑訊室),施以極其殘酷的老虎凳、鴨兒浮水、火背兜、電刑等近10種毒刑,把張孟晉整得死去活來,遍體鱗傷。但張孟晉忠貞不屈,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痛罵特務,只字不吐黨的機密。當特務用盡了各種鬼蜮伎倆一無所獲時,無奈地嘆息道:“張孟晉很不老實,什么東西也問不出來。”隨后,敵人又改變花招,使用軟的一套來對付張孟晉。特務們對張孟晉說:“張先生,你愛人很想你出去,這事情很好辦,只不過暫時委屈你一下,只要你肯為我們的《新生》壁報寫篇文章,就立馬可以讓你恢復自由。”張孟晉心里明白,這是特務們玩弄的騙人花招,便堅決地拒絕了這片“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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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孟晉在渣滓洞監獄度過的一年多時間里,一邊與敵人進行堅決的斗爭,一邊同情和關懷同牢難友,經常與難友互相勉勵堅守革命立場和氣節。他常對難友們說:“我們是為了革命才入獄坐牢的,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敵人要我們為《新生》報寫文章,這實質上是要我們悔過,我們本來就是正義的,沒有錯,也就無過可悔。” 同室難友呂斐然因遭受“老虎凳”酷刑,腿部嚴重受傷,張孟晉關切地給他洗傷口、按摩和添飯送水,還鼓勵他:“不要難過,要堅持斗爭,堅持就是勝利。”后來呂斐然有幸獲救出獄,每當他談到這段往事時,就情不自禁地懷念張孟晉烈士。曾與張孟晉在同一牢房的先后有余祖勝、呂斐然、楊益言、金成林等20余人,其中有一人名叫李青萍,是國民黨的清共委員,因故得罪了其主子,也被關押到渣滓洞監獄,為了保持警惕,張孟晉和呂斐然、楊益言等把此人隔離起來,使他無法獲知獄中內部情況。渣滓洞監獄的各牢室間設法保持相互聯系,張孟晉所在的樓二室與樓三室也開設了一條地下通道,互相傳遞紙條,張孟晉的同室難友都盡力加以保護,這條通道始終未被敵人發現。
在不斷傳來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喜訊時,1949年春節前夕,渣滓洞各牢房的難友利用放風和地下通道等方式傳遞信息,暗中醞釀舉行了著名的獄中春節聯歡活動,在樓二室門上貼出了“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的春聯,張孟晉與難友們盡情地參加了這難得的聯歡會。張孟晉還參加了“龍光章烈士追悼會”、慶祝“獄中之花”誕生等活動。張孟晉還在獄中賦詩一首:“革命青春紅似火,壯志未酬誓不休。愿拼男兒五尺軀,甘灑熱血寫春秋。”表現了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樂觀向上的革命情操,這也是唯一留存的張孟晉的遺詩。
1949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進軍西南,兵臨重慶城下,國民黨當局見大勢已去,在末日來臨前和愴惶逃命之際,對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300多位革命志士被集體屠殺。執行大屠殺命令的特務們,將樓上各牢房的全體難友集中到樓下牢房,然后關上牢門開槍射擊。在劊子手“噠噠噠…”的機槍聲中,一串串罪惡的子彈穿過牢房的門窗,射向革命志士的身體,他們一個又一個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關頭,張孟晉與其他難友一起鼓足勇氣,在槍聲和煙火彌漫之中,奪門而出,向牢房外面圍墻的缺口處沖去。可是,罪惡的子彈射向了張孟晉的胸膛,他奮力高呼口號,倒在了沖向缺口的難友們的尸體之中。張孟晉犧牲在黎明前最后一個黑夜,牢里度春秋,槍下做鬼雄,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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